给一位淑女拜伦读后感整理(8)

一边愤恨世事，一边自鸣清高，实际上是借了“天下无公理，无人道”的话头，遮盖自暴自弃的行为。小说中的人物“我”并不就是一个“恨恨而死”者，但已经有了“坏脾气”——越来越看不起人——有对于世事、世人的愤恨，也有孤独的欣喜和悲哀，已有了“恨恨而死的根苗”，但是，人物“我”却已从“坏脾气”中挣扎着向外爬，这个挣扎，是经历了一场深刻的震惊后发生的。这一震惊的实质，是人物“我”自我的新发现，或者说是“旧我”的主体崩溃，由发现人物“我”的常人性而开出一条首先改造自己的道路，便是这篇小说的启示：为世纪初的文人摆脱传统文人鬼魂的纠缠而指示一种途径。
本世纪之初，有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这便是“学生社会”的崛起，“学生社会”是当时人们的称谓，后人习惯称为新型知识阶层。所谓新型的知识阶层，是随着近代工商业和近代教育、近代文化事业的发展而出现的，初步接受了西方社会思想和科学文化知识的，由教师、学生、留学生、技师、职员、医生、记者、编辑、著作家、
从新型知识阶层的自觉到辛亥革命的成功——民国成立，可以说是这个阶层的浪漫时代——拜伦式的英雄时代。随着辛亥革命实质上的失败，中国社会实际上落入军阀之手，忠于民国理想的知识阶层陷入悲观失望之中。鲁迅的感受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说起民元的事来，那时确是光明得多，当时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自然，那时恶劣分子固然也有的，然而他总失败。一到二年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即渐渐坏下去，坏而又坏……”民国以后这些历史事变对于鲁迅的影响如何呢?在《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中，鲁迅说：“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这种颓唐，并非特例。辛亥革命失败后，革命党内部分裂为以孙中山为首的激进派和以黄兴为首的缓进派，缓进派的基本主张，就是以对辛亥革命后革命形势的悲观估计为前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