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疑产生理论的读后感聚集(4)

比较而二者的关系不难发现，我国的法律在保护当事人利益的基础上始终把国家利益置于个人利益至上，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尽合理的。当事人基于对于律师辩护人的信赖，将事实告知律师辩护人，无论律师辩护人基于何种理由将其所知的内容泄露，都是对当事人信赖的一种背叛，对于我国的司法进程是极其不利的。
以上的一段话还我联想到了新的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中第68条证人拒证特权，证人的拒证特权是一种基于被告与证人特殊的身份关系而享有的拒绝作证的权利，与这里辩护律师的权利有异曲同工之妙。辩护律师作为被告的辩护人，基于其特殊的身份，其对于案件的真实性有着更深的了解，这是基于被告对辩护律师特殊的信赖而产生的。因此，辩护律师当然有权拒绝作证以保护被告的利益。
对于金钱能否买来无罪的观点，我十分同意作者的话，事实上，金钱对于开释辛普森无罪，正如其去医院看病一样，我们可以忍受富人比穷人拥有更好的医疗资源，为什么不能容忍其有更好的辩护资源呢?同理，再多钱也无法挽救一个绝症犯人的病情，再多的钱如果案件的证据简单明了毫无争议，那么辛普森也无法无罪开释。只要辩护团用合法的手段为辛普森打赢了官司，
整本书通读下来，使我最感兴趣也是我觉得最有研究意义的就是“陪审团的怀疑是否合理”这一章。接下来，我将着重对“合理的怀疑”进行论述。
什么是合理的怀疑?
在辛普森一案中，伊藤法官是如此定义合理的怀疑：这不仅只是可能的怀疑，因为任何与人相关的事物都存在某种可能或者想象的怀疑。合理的怀疑是指整个论控，在经过对所有证据全盘的比较与考量之后，陪审团心理仍然觉得没办法一直全然确信检方所论控的事实。
为了对合理的怀疑有更深的理解，我对美国刑事诉讼中的排除合理怀疑制度进行了进一步的了解。在美国司法制度中通常使用四个基本标准即优势证据(preponderance of the evidence)、清晰且有力的证据(clearand convincing evidence)、不含糊且有力的证据(unequivocal andconvincing evidence)和排除合理怀疑标准(proof of beyond areasonable doubt)。由于刑事案件极其严重的制裁结果因此其证明标准历来被认为是所有案件中最高的，即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但是对于合理怀疑的理解，由于过于“简单”，因此当各个陪审员面对这个标准时，合理怀疑显得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一些法院认为，在保障被告人获得公正审理的正当权利方面，合理怀疑标准显得极为重要，但是由于合理怀疑这一词汇不是那么普通、简单和清晰，即使是受过法律训练的法官也经常错误地描述合理的怀疑，因此需要对其进行必要的解释和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