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村民自治观后感精练(2)

于是便有了民替官瞒的隐匿式应酬。其二，是魔幻式膨胀的“数字化游戏”，上次同学在分享调研经历时便说到了户口民族上户的问题，一个“你想是什么民族上什么民族好了”与书中双村肖书记的“你要什么数字，我给你什么数字，你要多大的数字，我给你多大的数字”不谋而合，当然一个是在20xx年的现在，一个是在20xx至20xx年政治记叙里面，既相互作证确有此事存在，又侧面反映出乡镇政治变迁的缓慢。而这场“数字化游戏”也仅是为了对付上面的检查而已。

这就是乡镇，这就是迎检，你处于基层这个位置就不得不去适应这种工作方式和工作要求。
二、村干部：夹板里的利益博弈
理论知识告诉我，我国是村民自治制度，基层政府与村委会并没有存在所谓的上下级关系，但是实际情况却不然——要保证压力和动员能够有效地从乡镇传递至村庄，就必须使基层政府和村委会有一些隐性的关系。所以，村干部作为连通基层政府与村民间的中间人，有其独特的利益要求。
首先，村委会的确不向之前那样受制于基层政府，但可能由于商议、说服或者礼送人情等方式，使其现有的村干部与基层政府产生一定的联系，确保上面的文件真正落到每一家村民里面，同时配合基层政府的某些工作，如税收或者土地开发时农民不至于“造反”等。我以前一直以为村政政权是处于强势和上级的地位，但此书向我说明了村干部是有抵制乡镇强势向乡村割取非体制化利益空间的可能的。这时候似乎可以窥见一点“强村庄弱乡镇”的态势了，但这并非是一种真正的`乡村权力关系的反应。
夹板中的村干部，必须对这样一种强弱虚置的权力关系随时保持一种清醒的认识，通俗来说，就是给了你脸，你就得要。要在政府领导表示温情和关怀，并适当的示弱的时候，恰到好处对其更大的支持，并借助这种以公对公的“事本主义”来培养与政府领导间的以私对私的“人本主义”，通过此种方式才能在必要的时候动用此次的人情来维护必须维护的村庄利益。其实这个道理，细细思索便可体会得到，这可能便是村干部作为中间人的做人做事的艺术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