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清洁狂观后感汇总(116)

东坡先生对百姓大众的怜恤贯穿了他的一生。他治理过多地，政绩斐然：密州抗蝗灾，徐州抗洪水，杭州兴水利，上书朝廷力陈法令之恶果，请求免除百姓的“官债”，呼吁维护民间信用，请求皇帝拔钱囤粮，以备灾后的饥荒，防控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读到元祐五年，东坡先生上表为江南欠收请求拔款一节，心里十分感慨。很多人深谙规则，在问题尚未酿成却已有迹象时，不采取任何措施去改善和控制，任由局势发展到不可救药的地步，方才去救火。如此，既可不操心，不担责，又可在救火过程中显示出自己的本事和辛劳。直到现代社会，这样的人依旧很多。而东坡先生认为结果已可预料，应在事前预防，好过事后补救，在当时的腐败官场里，他的责任感却像螳臂当车，无济于事，无人认可。另一方面，即便他无权无势，东坡先生心念百姓，做了很多好事，下文再述。

“赤子之心”的第五个表现，是心胸开阔，不计私人得失与恩怨，坦坦荡荡。当年王安石设计让谢景温诬陷东坡先生，使得东坡从京都外放。然而十年后，两人相见，却一笑泯恩仇，相言甚欢。王安石此时已被罢相八年，闲居金陵，若不是真心欣赏，以东坡先生爱憎分明的个性，不可能写出“从公已觉十年迟”的语句。另一个例子是章惇，他和东坡先生同场进士，年轻至中年前，两人关系亲密，在乌台诗案中，所有与东坡先生有往来的人皆被牵涉其中，人人自危时，章惇仗义为东坡先生辩护，不惜怒问当时的丞相王珪，极难也。但之后将东坡先生一路南贬，直到海南昌化，意欲置其于死地的人，也是章惇，让人感慨不已。然而世事难料，元符四年，东坡先生被召北归，政治形势对东坡先生有利时，章惇失势被贬至雷州。章惇之子深恐东坡先生重获权势之后，恨及章惇先前所为而以牙还牙，致信东坡先生为父求情，东坡先生回信，劝他不必在乎过去，自己更无报复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