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非典的电影观后感收集(4)

“每天，我们都给儿子打电话，每次电话都录了音，以备万一我们不幸中招，也算是给儿子留下一份念想。”10年前，万希润是一名副主任医师，39岁。按年龄是轮不到他上一线的，但他的妻子是护士长。“我决定，如果她被召去一线，我一定要跟她共赴危难”，因此，万大夫理了光头，把儿子送到青岛父母家里——这是非典时期的爱情。
金滢的丈夫李梦涛是内科医生，被派往SARS前线。送别时，金滢看到年轻的护士与护士长抱头痛哭，陡然意识到SARS病房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心中凄然：“这不会是我们之间的永别吧？”那个时候，他们的孩子才1岁，在姥姥、姥爷家，金滢主动申请去SARS病区工作。到了隔离驻地，她意外地发现，院领导非常体贴地为她和丈夫安排在同一个房间——这是非典时期的“革命夫妻”。

我读到这本书的时候，正值我母亲住院。她骨折，非常严重的骨折，进了3次手术室，期间我非常焦虑以至几乎每天都惴惴不安地去找医生。医生总是很忙，不是在手术室就是被病人以及我这样的患者家属包围着。我母亲差不多住了一个多月医院，我差不多天天要去找医生。有一天，一个朋友对我说，你应该感到幸运。我问为什么，她说，幸亏不是在10年前——她说的是非典时期。那个时候，北京人是最不受欢迎的。那时候谁家如果有人住院，即使是骨折，亲戚朋友也会躲得远远的。甚至打车去医院，出租车司机都拒载。我问有这么严重吗？她说你看你都忘记了。
但是，当我在病房读这些非典亲历者的回忆时，我忽然觉得，有些事情真的不应该忘记，忘记是一种罪过。书中有一段文字很触动我——“社会上经常进行关于‘价值’的讨论，例如，明知有传染危险却还是给病人进行气管插管的麻醉医生是否值得？手术室发生火灾时医护是应该抛下病人独自逃生，还是带上病人撤离但最终全部丧生？”“在经历了SARS这样的事关生死的突发事件后，我感觉在生死存亡的时刻，其实根本没有时间考虑所谓值得不值得的问题，其实没有时间计算怎么做才能做到利益最大化。这时的所作所为，完全是出自本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