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先生的观后感汇聚(33)

二、承负自由
意义疗法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心理分析，但弗兰克尔着眼的是生命的意义。用他自己的话说，“虽然意义疗法试图唤醒患者潜意识中的某种东西，但其方法不仅仅限于讲患者的活动限制在个人潜意识中的本能事实，而且还关注诸如存在的潜在意义以及对意义的追求。”在这方面，弗兰克尔的意义疗法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可谓是分道扬镳。精神分析的核心概念是无意识的，而这往往指的是人的本能和欲望。
因为这些本能和欲望受到外界的压抑，所以才会产生各种症状。这无疑是在暗示压抑欲望是恶的。这套理论的潜在观点其实就是说人是受制于本能和欲望的，它只承认人的动物性，而否认人作为人所应具有的主体性。而弗兰克尔则提出人应当是有更高追求的，在内不能受制于本能，在外不能受制于环境。
书中说到，就算经历了集中营那样的环境，人仍然可以葆有其人性的光辉。这是作为人所不能抹灭的尊严。客观环境是外在加与的，但在如何去面对环境方面，人应当是自由的。他在不能选择自己所处的环境时，其实可以选择自己面对环境的态度。
作者举到罪犯的例子。他说，“完全解释一个人的犯罪相当于开脱他的所有罪过，不是把他看成是一个自由而负责的人，而是有待修复的机器。即使是罪犯自己也厌恶这种解释，反而更愿意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无论他们当时面对的是什麽样的环境，在是否选择犯罪这一点上，他们是自由的。

这些话真是给今天那些心理分析家、公知和民主控们狠狠地抽了一巴掌。他们总会为罪犯的行为寻找到各种各样的理由，从而替他们摆脱责任。而他们最喜欢的方式就是把一切都归咎到政府与体制身上，而罪犯往往是无奈的、被逼的。公知们通过追溯犯罪原因的方式，从而消解掉了罪犯的责任，把它嫁接到外界上去。而罪犯其实只不过是那些公知们进行反体制的工具罢了。在这里，受害人往往也就成为了真正的无辜者。反对体制，无非是因为体制违反了人性、抹灭了个体。反体制其实只是关怀生命个体的途径或工具罢了。而那些公知的行为无疑是把工具和目的弄反了，为反体制而反体制，个人反成了牺牲品。在这其中，他们并不把罪犯当人看，抹灭了他们作为人的主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