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审观后感20字集合(8)

正是基于对这种伦理的信念，海伍法官和检察官顶住了美国施加的政治压力，坚持对德国法官做出有罪判决。由于社会主义阵营开始形成，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将西德作为对抗社会主义阵营的前沿阵地，因而极力争取德国的支持。要得到德国的支持，就必须得到社会精英的支持，接受审判的德国法官无疑是核心人物。法官、检察官在审判德国法官的同时，也接受着自己良心的审判，他们面临着与当时德国法官相似的处境——
当良心遭遇政治，你是选择良心还是选择政治?
第二篇
战后对纳粹战俘的审判，除了纽伦堡审判之外，我们还熟悉1961年在耶路撒冷对德国纳粹高官阿道夫•艾希曼的审判。那次审判因为哲学家汉娜•阿伦特的长篇报告《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以及她提及到极端的恶与平庸的恶之间的争议更为人所熟知。
但实际上，无论是审判的规模、意义和影响，纽伦堡审判更具有代表性，尤其是考虑到二战的硝烟还未散尽，国与国之间并未达成共识，国际法庭远未成型，几个大国之间对纳粹战俘的处理存在很大的争议——丘吉尔就曾建议将纳粹领导人直接拉出去枪毙，而不是通过司法形式达到同样的目的——再加上他们有着更深一层的担忧，因为这样的审判并无先例，是否能够成功还无法确定。如果让纳粹战犯通过合法途径逃脱了惩戒，审判就成了笑柄。至少从这个意义上，纽伦堡审判为后来的耶路撒冷审判提供了一次相对成熟的
所谓“相对成熟”当然不是说说而已，纽伦堡审判的争议从未中断过。正如阿伦特质疑的那样，对纳粹提起诉讼的罪名：第一，阴谋违反国际协定发动侵略战争罪;第二，破坏和平罪;第三，战争罪;第四，反人道罪。这四条罪名都没有任何先例，国际刑事法庭的刑事判决是否适用于自然人，法律是否有追溯力，还有最重要的一点“你也同样有罪”等一系列法律和正义问题随之而出。尤其是最后一条，盟军在战争中也使用了过度的暴力。纽伦堡在审判时是一片废墟，就是最好的例证。另外同盟军军官也会阻挠审判，因为他们担心在战后落到同样的下场。在这样的一种情形之下，纽伦堡审判的正义性和合法性都会受到方方面面的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