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被制裁事件观后感合计(21)

《史记61儒林列传》的中心人物无疑是公孙弘和董仲舒。两人虽然都以儒学造诣而得高位，但是两人对儒学发展的影响的侧重点却是大异其趣。公孙弘以儒术而拜相封侯，引得“天下之学时靡然乡风矣”。公孙弘又是儒学政治化的主要推动者和执行者，制订了一系列的以儒术治国、取士、断狱的规章制度和法律程序，对天下读书人对于儒学的重视起了巨大的作用，促进了儒学秦以后的复兴。但是他也造成了一些不可避免的负面结果，从此大多数读书人只学习官方规定的经典而不理其它，很明显，这会抛弃儒学的一些重要的精义，不利于儒学的健康和全面发展。
与公孙弘不同，董仲舒主要从理论层面生对儒学进行建设、发展和改造。“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也就是说董仲舒把天象天灾与阴阳变化、四时运行联系起来，进而与政治联系起来，从而发展出一套完整的“天人感应”学说。这个学说的兴起反映出一种趋势：儒学吸收诸子之学来发展自己，诸子之学托付儒学发展自己，儒学与诸子之学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合流。董仲舒发展的儒学包括了除儒学以外的阴阳学、五行学、术数学等许多诸子的学问。这样的趋势一方面有利于增强儒学的生命力，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儒学一定程度的变质和后世对儒学的曲解。比如说董仲舒的“三纲”，后人一直把它理解为单向的、绝对的、为君主专制服务的。其实，“三纲”是相对的，双向的。正所谓“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由于这种曲解，导致了非常严重的后果，比如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打倒孔家店”，（虽然这个孔家店，实际上是朱家店，但它却肇始于西汉中前期的儒学容诸子之学的发展（法家）），对儒学进行了过激的批判，也造成了整个中国传统的中断，而这一切可以说都萌芽于西汉中前期的这种趋势。
总的来说，西汉中前期既是儒学大盛的再兴，又是儒学分化的重要时期。以后中国两千年的儒学发展道路和近来人们对儒学的态度及改造，在西汉中前期就已经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