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南洋记录片观后感摘录(13)

致使今后的每一步局限都很大。其实可能是有希望改变这一切的，答案在《跌荡一百年》里。我无法给你一个高度概括，不如去看，真的。
《浩荡两千年》的读后感篇4
买来吴晓波的经济史三部曲，我首先读了最晚成书的《浩荡两千年》。从春秋齐桓公时期管仲变法，到闭关锁国的晚清被打开国门，绵延两千多年的历史舞台上，众多工商界人物你方唱罢我登场，散场后却多数面目模糊、事迹难考。
正如费正清的发问：“一个西方人对于全部中国历史所要问的最迫切的问题之一是，中国商人阶级为什么不能摆脱对官场的依赖，而建立一支工业的或经营企业的独立力量？”
以中国人的聪慧勤勉，擅长经商的自然不在少数。然而历史的一个循环是，商人一旦积蓄起财富，便往往被国家以“均贫富”的名义“合法抢劫”，生杀予夺总在顷刻间。至于盐铁等暴利产业，或是由国家直接垄断，或是必须拿到国家特许才能经营；于是商人往往需要花费大量财力精力打点政府关系，或干脆直接成为官员。加之儒家传统对商人极度轻视，在这样的政治和文化土壤下，商人从未获得过真正的安全感与尊严感。费正清的一句话读来甚是凄凉：“中国商人最大的成功是，他们的子孙不再是商人。”

在这样一个自秦汉以降，中央集权制度根深蒂固的国家，我们看到一位位志士主持“变法”，从商鞅、桑弘羊、王莽、刘晏到王安石，其经济思想一脉相承，核心却脱离不了与民争利。每个朝代自建立伊始，便往往陷入宽松——过度——管制——凋敝的轮回，两千年的历史呈现惊人的相似性，这个国家从未能够探索出适合自己的经济模式。
在我看来，《浩荡两千年》不只是经济史，也是国运史。在书的第一部，我们震撼于从春秋至魏晋间一个集权帝国的横空出世；在书的第二部，我们自豪于从隋唐至宋元间无可争议的“世界第一”，这是帝国的黄金时代；而在书的第三部，我们痛心于中国的封闭，当西方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中国只是执拗地背过身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