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证人的观后感汇集(25)

“心即尺”，心之所念，尺之所量。我心光明，不惧黑暗；我心如镜，不骄不泰；我心如火，不存冷漠。尺子，莫让它被折断。“十二公民”，警钟长鸣！
十二公民观后感和启示 篇7
作为一部以对白驱动故事的极端电影，《十二公民》的完成难度可参考鲍比·奥斯廷在《看不见的剪辑》里的苦心揭秘：大师西德尼·吕美特当年如何在《十二怒汉》中将“轴线法则”玩疯，《十二公民》如今也同样面临这一挑战。令人惊喜的是，话剧导演徐昂不仅落实了一次极罕见的银幕实验，且在经典文本的本土化改造方面交出了一个示范级作品。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改编《十二怒汉》对中国影人来说，都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毕竟，在小成本室内群戏领域，《十二怒汉》与任何一出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暴风雪山庄式文本都迥然不同，其封闭的推理格局，并不依附于一群虚构角色与一个神探，而植根于“陪审团”——这个只存在于西方世界的法律规制。既然中国没有陪审团，那么你很难想象去设计一个合理理由，将12个男人圈进同一空间，进而蕴蓄一场滔天舌战。
《十二公民》最硬气的地方在于，它从未刻意规避“陪审团”这道天然屏障，而是创造性地让一群法学院学生的家长，为了孩子的学分而投入到一场虚拟的陪审团辩论中。这种设定在很多人看来并非万无一失，但12位中国怒汉也确实因此拥有了与“老白男”类似的人设肌理。中国的大学生家长，多半属于社会中坚，阶层的差异化亦体现得最为明显。让这样一群男人面对一个关乎性命的真实案件，在视角上具备了多元化的开掘潜质。
案件还是当年那个案件，但《十二怒汉》与《十二公民》的内在核心却出现了有趣的变化。前者强调的是以一服众的法律体系的可贵，倾向于美国精神的礼赞式的回归；后者则着意突显出真相本身的价值，并以追寻真相的过程为载体，将当下中国的无数社会问题摆上台面。这群男人或虎视眈眈，或义愤填膺，或冷漠虚无，或脆弱敏感，但每个角色的功能却又不仅仅停留在为辩而辩的戏剧层面，你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们身后站着的每一类人的生存状态。从底层小生意人到地产大亨，从出租车司机到医院大夫，从存在感极低的保安到被人严重忽视的退休老头，各种百口莫辨、泣血吐槽、相互挤兑，让凶手是谁变得不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这12个男人从各自的人生深渊爬出后，总结出了昭然若揭的社会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