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记左勾拳观后感锦集(53)

我们可以发现，在群体具有冲动、易受暗示、夸张、专横的共性特点之外，不同民族的群体仍然具有不同于共性外的特性。这些特性的作用之大，甚至决定了这个民族的命运，决定了在当今世界的实力排序。勒庞在书中一再强调“种族”的概念，说：“民族主要受其种族的禀性支配，也就是说，是受着某些品质的遗传残余的支配，而所谓禀性，正是这些禀性的总和。种族和我们日常之需的枷锁，是决定我们命运的神秘主因”。总之，每个民族的特性正是决定他们走向的定海神针，无论他们在最初的选择是多么的荒谬多么的离经叛道，最后的选择都会归于他们民族的禀性，或许这些正是那些预言家凿凿谶语的奥秘所在。
勒庞所生活的法国和当时的中国一样，都试图在摆脱几百上千年的封建制的历史惯性。然而，俗话说：“船大难掉头”，二者的结果都不乐观。即使在有着启蒙运动对人们思想改造的前提下，法国大革命以摧枯拉朽的姿态出现在1789年，历经发表《人权宣言》，确立君主立宪制，之后拿破仑、路易十八又反反复复掌握权力恢复君主专制，共和制与帝制之间的交锋终于结束在1878年，此时距革命开始已经接过过去百年了。勒庞说，“这些观念的出现并不是像掷骰子一样全凭运气，它们都深深植根于漫长的过去。当它们开花结果时，是时间为它们做好了准备。如想了解它们的起源，就必须回顾既往。它们既是历史的儿女，又是未来的母亲，然而也永远是时间的奴隶。”除了欧洲的法国，处于东亚的中国仍以实际的历史过往验证了这个观点。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中国在摆脱帝制的过程显得那般的不易，从君主专制到君主立宪的失败，在尝试了资本主义后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
封建制的种族和封建思想的传统观点再加上并不长的时间，便注定了法国大革命的反复与旧民族主义革命的失败。封建制是我们群体的过往，它是历史的儿女，也是我们的未来的母亲，更是我们思维的毒瘤，唯一能解决它的，便是时间，“时间是唯一的真正创造者，也是唯一的伟大毁灭者”。正像口述史学家唐德刚所论述1840年以来的革命一样，“这次惊涛骇浪的大转型，笔者试名之曰‘历史三峡’。我们要通过这个可怕的三峡，大致也也要历时两百年。”形成维持一种思想上千年，同样需要上百年才能将其根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