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往城市电影观后感汇聚(2)

他的选择是必然的，因为他首先是一个奴隶，只有基督教所宣扬的平等思想能抚平了他作为奴隶的心理创伤;只有在基督教群体中，身为奴隶的他才会感受到拥有力量与被尊重的感觉。这就是所谓“存在决定意识”，一个人的生存处境往往压倒性地决定着一个人的总体想法。用我们熟悉的话来说：他是一个“根红苗正”的“无产者”，所以，他必然是革命的。

他很快成为了一名狂热的“基督兵”，用剑去为他的“主”而征战。他甚至亲手砸毁了他自己做的象征着哲学与科学的天体运动演示仪、从而与他精神中的另一半彻底决裂。很快，在激进的基督教主教西里尔(一个争权夺利的试图角逐君士坦丁堡大主教职位的野心家)的领导下，亚历山大城的异教势力逐步失势，基督教势力占据了绝对的上风。基督徒从过去的受迫害者摇身一变成了加害者。在一次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中，达乌斯终于对基督徒的所作所为产生了怀疑——耶稣基督宽恕了犹太人，为什么我们不宽恕他们?他的怀疑立即被一旁的“基督兵”否决了：“你胆敢把你自己比作基督”?随着形势的发展，亚历山大城基督教对异教的不容渐渐演变成了对基督教温和派的不容，激进的基督徒认为该城提督奥瑞斯提斯(温和派基督徒)之所以对异教徒宽容乃是受了不肯皈依基督教的女哲学家希帕提娅的蛊惑，为了打击提督，沉迷于哲学与科学之探求中、拒绝信仰基督教的希帕提娅成了政治牺牲品，她被一群“义愤填
作为饱受歧视的奴隶，渴求正义的达乌斯站到了“革命”的新兴基督教的队伍之中。当“正义”的泛滥到了驱除理性的程度，达乌斯已经骑虎难下了。从某种意义上讲，达乌斯的境遇就是20世纪投身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人们的境遇———作为受压迫者，对正义的渴求赋予革命以正当性;伴随着革命的成功、革命的正当性被绝对化、革命的“真理”开除了一切别的真理，革命的“正义”也就走向了它的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