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王安石观后感摘录(9)

一年之后又任他参知政事(在宋朝可比拟为副首相)，专务“经画邦计”。然而神宗是一个有雄心的君主，一意要收复契丹和西夏占领的国土(其实其占领已在宋前)。他曾对文彦博说：“当今理财最为急务，备边府库不可不丰。”然则这事国强兵的着眼，一般儒士已把它当作法家宗旨。一代文豪苏轼就说他“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两朝元老富弼更毫不容情地说他“陛下临御未久，当布德惠，愿二十年口不言兵”。皇帝之重用王安石新法，引起满朝重臣的反对。
以后这批“反改革派”或被贬派为地方官、或退休。王安石于1070年同平章事(任宰相)，朝中大官能与他合作的只有韩绛、吕惠卿等，兹后被称为“熙丰小人”(熙宁与元丰都是赵
神宗于1085年初去世，继任皇帝哲宗赵
公元1100年赵
于是朝中权要以“绍述”的名义，恢复了一些25年前王安石所行新法，如方田，如
于是“宋人议论未定，金人兵已过河”。这还不算，即偏安江左，南宋人仍没有放弃由于王安石新法所引起的争执。最近何湘妃发表的一篇文章，即指出宋高宗赵构朝又在修改“神宗实录”和“哲宗实录”。也还是向王安石重新批判。
今日900年后我们从长时间远距离的姿态读历史，已无从确定以上各人的忠邪，同时也无此必要。如章和
王安石能在今日引起中外学者的兴趣，端在他的经济思想和我们的眼光接近。他的所谓“新法”，要不外将财政税收大规模的商业化。他与司马光争论时，提出“不加赋而国用足”的理论，其方针乃是先用官僚资本刺激商品的生产与流通。如果经济的额量扩大，则税率不变，国库的总收入仍可以增加。这也是现代国家理财者所共信的原则，只是执行于11世纪的北宋，则不合实际。
和这问题有密切关系而待澄清的，则是两千多年来的君主专制，通常被解释为“封建社会”，但这与宋朝的情形就似有出入了。封建着重地方分权。皇室只责成诸候对中央有一定的贡献，其采邑内部的处理，由他们自行裁夺，中国的传统则是皇帝派遣官僚到各处向全民抽税，我们称之为“官僚主义”(bureaucratism)，这是一种中央集权的特殊办法，迄今还没有一部专书，缕列其中各种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