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照耀中国第二篇观后感收集

在20世纪跌宕起伏、风云变幻的中国政治、思想文化史上，瞿秋白作为著名的革命家和知识分子，肩负救亡与启蒙的历史使命。
他拥有诸多第一：第一个翻译《国际歌》歌词，第一个系统译介马克思文艺理论和苏俄作品，第一个把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介绍到中国，第一个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研究中国革命;但他同时也是一个“多余的人”、一个所谓的“叛徒”。他在临刑前一个月，于福建汀州狱中写了遗文《多余的话》，其中透露出来的个人际遇感受，与时代洪流，形成强烈的反差和冲突。
回观瞿秋白的道路，研读其著作，不难发现，知识分子，是瞿秋白自己认可的身份，也是他骨子里散发的内在气质和文化品格的体现。身处巨变时代，革命是瞿秋白奋斗的目标，也是中国社会的核心问题。近代以来，革命大抵都与知识分子有关，他们开风气之先，首先在思想文化转变、重建过程中倡导、鼓吹和实践革命的理想。而作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他具有双重的身份和任务：面对现实政治、国家与社会关系必须承担启蒙与救亡的时代任务，而知识分子天生就具有的内省、反叛精神，却时刻促使他们观照自身的灵魂，关注心灵的苦闷、彷徨、追求。在中国现当代历史上，知识分子的形象书写通常有两种倾向：一种是完美的英雄，坚定的革命者。还有一种就是更多关注个人独立的精神空间，充满矛盾、犹疑和挣扎，在这里知识分子是追求与彷徨的混合体。鲁迅、茅盾、巴金等都书写了这一类知识分子。
而瞿秋白，正是以自己的言和行为这个传统作出了个性化的注解。
浪漫与革命，两者都是激情的象征，在20世纪初叶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在知识分子的想象和预期中，它们奇妙地结合在一起。于是，骨子里充满浪漫精神的瞿秋白义无反顾投入了革命，参与了革命实践，获得了革命家的身份认同，文化的构建与革命的行动获得了某种统一。但矛盾恰恰存在于此：浪漫的内核以个性、自由、反抗为本质，而革命却常常不需要、甚至完全排斥这些特性。他不可避免陷入了某种困境：一方面坚持革命信仰改造自我，另一方面又无法完全抑制和背叛浪漫文人天然的个性需求。对此，鲁迅在《文化偏至论》给出了最为精辟的剖析：“他们天生地有着追求群体 人类 平等的人道主义倾向,又本能地对个体精神自由、个性发展持有特殊的热情与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