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曲红高粱观后感聚集(20)

有人认为，这一形象具有某种西方的审美特征，其实，这一形象的文化底蕴依然渊源于我国传统社会的底层，尤其在我国北方广大农村，至今依稀可见一种具有原始意味，与传统礼教相对峙的俗文化方式，在这一文化方式中，人们以求生为第一愿望，视情爱为人之本性。或许这源自他们敢作敢为，敢爱敢恨，恩怨分明的性格特征。“奶奶”这一形象，充分体现了这一俗文化的些许特征。

小说中一幅幅独特的视觉画面冲击着每一位读者的心灵壁垒。无边无际恍如血海的红高粱，刘罗汉大爷被日本人活剥后仍然痛骂不休的令人颤栗的场面以及奶奶临死前对天理的种种发问与骄傲的自我伸张，无一不是充满激情的感观描写。莫言的感观与众不同，他把传统伦理的教条抛诸脑后，完全融入到中国北方那片荒凉原始的土地，用生命最原始的张力和活力构成一幅幅特殊的画卷来诠释我国民俗文化的特征。为恰当地表现这一心态，莫言的小说总是习惯以“童年视角”铺展开来。《红高粱》就是以十四岁的豆官的记忆作为线索，另加上“我”的补充组合而成的。因此，这部小说也就在文学的殿堂中熠熠生辉，并且在乡土文学领域中开拓出了传统笔法之外的另一片广阔天空。
《红高粱》的作者毫不吝惜自己对中国民间价值的认同，强健的体魄，豪迈的性情，轻生重义的品质都是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相比之下他经常对现代文明都市的丑陋与卑鄙表示愤慨。莫言在《红高粱》的题尾中写道：“谨以此书召唤那些游荡在我的故乡无边无际的通红的高粱地里的英魂和冤魂。我是你们的不孝子孙，我愿扒出我被酱油腌透了的心，切碎，放在三个碗里，摆在高粱地里。伏惟尚飨！尚飨！”
小说中“我”的爷爷余占鳌并非是一位为了民族大义革命信念而抗击日本人侵略的传统式大英雄。他只是单纯的为了替死去的生命复仇，为了让生命能够继续延续奋起反抗。而“我”的奶奶临死前仰天对一生的感悟更像是一场华丽的赞美诗。正是怀着这样一种尊重生命本质的人文情怀，小说红高粱感动无数的读者，指引人们如何正确审视我们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