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众斗殴的观后感汇总(3)

闵建说，他在初三的时候也遭遇了长达一年的校园欺凌。“我们是住校，两个星期回家一次。隔壁班的几个男生，经常欺负我。”闵建说，他当时个头矮小，那四五个男生总是喊他“小矮子”，经常在厕所里、宿舍里把他像皮球一样推搡取乐。有时候，这些人还会把垃圾桶扣在他头上，让他靠墙站着。
“他们还曾在我的床铺上撒尿。我告诉老师之后，这些人在早操的时候被广播通报批评。但这没能阻止他们的行为，反而让他们对我报复。”闵建说，这些人把他拖到厕所殴打了一顿，并且威胁他不准告诉老师。

殴打事件之后，这些人还散布谣言，说闵建偷看女厕所，班上的女生都远远躲着他，一些男生看不过去，想替他出头，但惧怕对方的“势力”，也都选择了沉默。
“那时候家里把孩子送到学校就不管了，我天天生活在担惊受怕中，没人替我伸张正义。”闵建说，他初二第一次年级
“从那以后，我不敢跟人交流，走路都是贴着墙走。我爸爸骂我，说我像丧家狗一样。”闵建说，他在武汉打工七八年，做过很多种工作，几乎无法跟同事融合，跟人打交道比较多的工作都做不了，在与人交流方面有很大的障碍。
武汉理工大学心理研究专家何放勋博士说，青少年在遭遇欺凌向外界求助时，如果没有有效阻止欺凌的继续发生，又没有对受害者进行心理安抚，很容易造成长期的心理问题。何放勋建议，青少年遭遇欺凌时，要坚持寻找外界求助，甚至可以要求更换新环境。而家长和老师，不能将其所受的欺凌简单看做同学之间的玩闹，要断绝以后可能再次发生的欺凌，同时对受害者进行心理安抚。
“校园欺凌”行为该如何界定?
日前，北京中关村二小“欺凌事件”经网络发酵，引发社会热议。学校、家长和社会对此事是否是“校园欺凌”存在分歧。
据中国教育报报道，“校园欺凌”的界定相当于一个“筛子”，它是教育行政部门和司法机关作出判断的标准。最高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办公室副主任史卫忠接受记者采访时坦言：“严格来说，‘校园欺凌’或者‘校园暴力’不是法律用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