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之死观后感合计(4)

范仲淹、王安石两人知识渊博，通晓古今。范仲淹的外和内刚，他代表着当时士大夫阶层推崇的主流性格，既有坚定不移的理想追求，不谓权贵的正义凛然，又豪迈慷慨，不拘小节，有广泛的社交圈与人际关系网，以一种领袖的姿态引领改革潮流。王安石特立独行，他从不妥协，从不关注与考虑别人的意见，果敢自信、生机勃勃。他们最后的政治结局不一样，其中最为关键的恐怕就是能不能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范仲淹在自己的任期内做到了这一点，因此受到了大家的尊重；而王安石没做到这一点，甚至还给处于财政危机的仁宗政权带来更大的危机，因此变法不可能得到成功。
北宋时期的这场没有硝烟的政治斗争已经散去，孰对孰错，孰善孰恶，留于后人评判。古语说：“榖既破碎，乃大其辐，事已败矣，乃重叹息，其云益乎？”是说事情的败坏已经到了一定程度，即使再努力，再惋惜，亦是无补于事的。北宋的积弊确实是到了一定的地步，不过历史又不能假设，我们也不敢设想王安石或彼时某个人的变法成功会如何，但是单就王安石变法过程来看，这种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今天我们再看这场惊心动魄的变法运动，其经验和教训对于当今中国在社会转型时期的改革，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变法，实为变人，变人心。法由人定，变法易，变人难，变人心更难。历代变法更制者，成功如商鞅、吴起，也终难逃身死名灭的命运，而在反对派如此众多而势力雄厚的北宋时期，王安石的失败却也在情理之中。所以变法更制、革故鼎新的第一要义其实是人，“人和”是功业成败的第一要务。在法制草创时期，人的作用是要远远大于法，而在法制建立并稳定下来之后，人的作用便弱化，坚强而公正的法制能够承担大量的社会治理成本，无论贤愚，若依法制，定能将社会治理好，这便是法制的基本功效，也是变法的基本路径。但是王安石的变法首先忽略的就是这一点，其固执的性格和短浅的见识导致其将对变法持异议的大臣全部打成反对派，为自己增加了无数的敌人，而事实上这些敌人中的大多数恰恰本可以成为变法派最亲密的战友。而诸如吕惠卿、曾布之流却借变法之机谋求个人政治上的擢升，最终也令变法派内部矛盾重重，以致相互攻讦，终至分崩离析，变法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