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丹》电影观后感汇集(2)

那么“非暴力”的反面是否一定就是暴力?

我觉得也不尽然。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尽管太纯粹极端缺乏广泛实践意义，但有一点我坚信不疑：以暴制暴会使反抗者们降格到与损害者同样的洼地，而通过暴力反抗终于建立起来的新政权因为亲自领教过暴力手段的便捷直观，今后会很难自我制约——由上自下的暴力统治比起以下犯上的暴力反抗可要容易得多。正所谓冤冤相报，无止无休。
如果把甘地式自我牺牲的“非暴力”与暴力这两种极端都排除的话，民权运动似乎只剩下了法律维权这一条路。但这又回到了甘地民权运动的初始问题：如果在位的法律本身是不公正的，要反对的正是一个不公正的社会准则，该怎么办?
也许美国的同性恋民权运动可以作为一种参考。
1971年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明尼苏达州的Michael Wetherbee在州最高法院法庭上争辩州宪法应给予同性配偶以婚姻权利的时候，一位法官干脆转过身去不看Michael Wetherbee以示鄙夷;三十七年后，康涅狄格州，爱荷华州，佛蒙特州，缅因州，新罕布什尔州都宣布同性婚姻合法或拒绝同性婚姻权违宪，新泽西州与纽约州也正向着这个方向前进。David Cole在2009年七月的《纽约书评》“同性未来”一文中分析，造成这种转变的的一个关键原因是同性恋民权组织策略的正确：在法律上避免相对保守的联邦法院，采取从州到州的斗争路线;避免激进的一步登天式斗争方法，采取策略性的小规模蚕食，从人权基点出发，先取消同性恋行为的非法性，再为同性恋人士争取相同的公民权益，随后建立“民事结合”的概念，并赋予同性夫妻除“婚姻”名号之外的所有相关权益，直到最后，州最高法院会发现“婚姻”与“民事结合”除了名号的区别外再无任何实质区别，在法律上维护一个反对另一个，只能是歧视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