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财政思想史的观后感整理(13)

在这样一个自秦汉以降，中央集权制度根深蒂固的国家，我们看到一位位志士主持“变法”，从商鞅、桑弘羊、王莽、刘晏到王安石，其经济思想一脉相承，核心却脱离不了与民争利。每个朝代自建立伊始，便往往陷入宽松——过度——管制——凋敝的轮回，两千年的历史呈现惊人的相似性，这个国家从未能够探索出适合自己的经济模式。

在我看来，《浩荡两千年》不只是经济史，也是国运史。在书的第一部，我们震撼于从春秋至魏晋间一个集权帝国的横空出世；在书的第二部，我们自豪于从隋唐至宋元间无可争议的“世界第一”，这是帝国的黄金时代；而在书的第三部，我们痛心于中国的封闭，当西方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中国只是执拗地背过身去。
当统治者认定维稳压倒一切，几百年间一成不变地要求人民“男耕女织”；当君权神圣不可侵犯，人民从未意识到他们的私产应当得到法律保护；当现代民主法治从未萌芽，国家对人民毫无契约精神……生产关系的落后，终于导致了生产力的落后。相对于西方现代科技的愈加发展，明清时代的中国实际上是愈加倒退，离世界愈加遥远。
缠绕中国两千年之久的官商经济，可以说是最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了。那么两千年之后的今天又如何呢？
《浩荡两千年》的读后感5
计划在这段期间把家里买了还没来得及看的书读一读，第一本就拿起了《浩荡两千年》。该书是这一系列按时间排序的的第一本，从先秦时期开始讲到那令人屈辱的1840年。“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读罢本书，只觉兴替轮回中是平淡中的惊心动魄，心情复杂而惋惜。
从先秦至晚晴的商业史，是“市场经济”在“中央集权”阴影下的艰难求生。前者活跃，而中央财政捉襟见肘；后者强势，则前者沦为官商经济的附庸；而中央与地方实力的此消彼长，又使得战火连连、生灵涂炭。如此循环往复，中华宝地在各个野心家的觊觎下，满目疮痍；在平和安稳中，又能顽强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