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伯英故居观后感选录(5)

彼时的媒体报道里，这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后来有学者们将其解读为“经济独立的女性意识的苏醒”。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处的许赤瑜认为，缪伯英早期参加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工读互助团”是自然之举，“从小在一个开明的家庭长大，父母都通文化，她自己从长沙考到北京，作为一个年轻人，有自然的好奇心、求知欲和对新思想的新鲜感，在选择上带有一定的冲动性。”
“拜师”李大钊
从1919年到1922年，缪伯英的社会圈子扩大了。
“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当时的时代趋势，另一方面也在于她所接触的人，如后来她的先生何孟雄以及老师李大钊等。”缪伯英研究者、中南大学教授曾长秋说。
缪伯英的侄儿缪纯组认为，姑母的这段经历得益于同乡杨开慧杨的故居距缪家仅3公里左右，二人所在的“清泰乡”后更名为“开慧乡”。
当时的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大的湖南同乡会，是邓中夏、何孟雄、罗章龙等人的聚集地。缪伯英因与杨开慧交好，逐渐进入到这个探讨如何改造社会的“小圈子”。她开始阅读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的书籍，去旁听李大钊的课，并萌生了“拜师”的想法。

1920年11月，在北大学生会办公室举行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缪伯英成为北京地区第一位女团员。同月，诞生一个多月的北京共产党小组内部，坚持无政府主义观点的人退出。为充实北京党组织的力量，李大钊决定从青年团员中吸收缪伯英、何孟雄、邓中夏等5人入党。
至此，时年21岁的缪伯英，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位女党员。
“向光明的路上走”
此后，缪伯英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思考问题。她在《家庭与女子》一文，阐述家庭的演变和妇女解放的关系，号召中国广大妇女“顺着人类进化的趋势，大家努力，向光明的路上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