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里昂壁画观后感锦集(2)

常书鸿与第一批成员只有十来人，常书鸿任所长，下设考古、总务两个组。很快地，来了第二批成员，他们完成了清理洞窟积沙、修筑保护围墙、测绘记录石窟全景（内景）、编排区位号码等工作。
敦煌研究所的工作陆续展开之后，常书鸿回到重庆，把妻女也接过来。常沙娜回忆道：“1943年的秋天，我们开着卡车离开重庆，向兰州前进。母亲抱着两岁的弟弟嘉陵坐在副驾驶的位置，我就待在卡车后面，上方有个毡布的篷子。我没有觉得苦，只是好玩，沿途看到了以前从未见过的景色。母亲不习惯一路的颠簸和越走越寒凉的天气，父亲不断安抚着母亲的情绪。”

常沙娜还提到，母亲笃信天主教，为了安抚她的情绪，常书鸿带她到教堂做祷告，又花心思让她改变之前在法国的生活方式，比如不再描眉化妆，把高跟鞋换成毡靴，原先款式时髦的旗袍也改换成朴素的棉袍。常沙娜还记得那时生活很艰苦，吃饭的筷子是河滩上折的红柳枝制成的，配一碗厚面片、一碗颗粒很大的盐，还有一碗醋，原因是“那里的水碱很大，倒在玻璃杯里都能留下一层白垢，每顿饭都要喝醋来中和”。
1945年，常书鸿的妻子离开了他和两个孩子。所幸的是，1931年出生的常沙娜乖巧听话，她中断学业照料年幼的弟弟常嘉陵，同时协助父亲临摹壁画。
如今80多岁的常沙娜清楚记得她在敦煌临摹壁画的情形：“太阳每天挂在天空有17个小时。那时的石窟都没有安装铝合金的保护门，壁画前也没有玻璃屏障，借助烈日在石壁上的反光，不用电灯也能看清壁画和塑像。白天我们会在洞窟里，尽量多地用笔在开本上勾勒出图案的线条，旁边标注出颜色，晚上在屋子里上色，在大多数的图案旁都完整绘制了身着此图案衣着的人像或神像。”
1948年，常沙娜离开敦煌去美国波士顿美术博物院美术学院留学。这一年，常书鸿筹备“敦煌艺术展览”，常书鸿的好朋友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也来了。常沙娜记得，林徽因当时已经身患肺结核，但他们看了很久，“林徽因看到那些历代壁画的摹本很是兴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