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诚与正义观后感细选(10)

关于道德和政治的义务，西方自由主义者提出了两种义务：一种是作为人类本身具有的自然义务;还有一种是自愿义务，就是针对特定人，经由我们同意而承担的义务。除此之外，社群主义者还提出了第三种义务：维持成员资格和团结的义务，这种义务不一定经过成员的同意产生，通常表现为“忠诚”。忠诚的道德力量在于理解我们是谁，归属于哪个群体。它不一定经过同意产生。例如父母和孩子的关系，孩子没有经过同意而被生出。在政治上，我们可以举影片里的例子，当母亲要选择杀掉自己的孩子，她是可以拒绝的，因为杀了自己的孩子也是无耻的.，即使是为了党的纯洁性而要消除叛徒。母子关系与儿子的党员关系，家庭关系与党內关系，哪一种义务更重要?在这里是否有自由选择的可能?
如果我们把怀疑进行得更彻底些，那么问题就变成了忠诚，作为一种义务，是否存在?爱党、爱国是否只是一种偏见，我们是否需要克服这种偏见?在忠诚里，爱国、爱党不是一种无需经过我们同意的、维护成员团结的义务。但是，对党、对国家富有爱的义务，其基础是自由选择和公民同意，因为公民不负有任何政治义务在一开始，除非公民自愿承担那种义务。在历史上对党和国家的忠诚有时会演变为集体的自私，我们还要引以为豪吗?我们何时可以拒绝这种忠诚?忠诚何时可以甚至超越正义原则，独立于正义原则之外而存在?母亲没有任何义务帮助那些要杀死她孩子的人。这样的忠诚并不能找到普遍的公正原则。因为特定团体对什么是好的生活是多元的，同时促使公正成为了一个特殊的、非独立的原则。用忠诚来决定争议，不是一种思考争议和公正原则的方式。因为公正不能被看成是忠于特定群体的共识和信仰。

如果忠诚必须永远优先于其他义务，那么朋友和陌生人之间的差异就理应不存在了。对朋友特殊利益的照顾就是一种偏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将因此被重新衡量。这样一种原则会将我们引入怎样的一个世界或者道德构想?孟德斯鸠在启蒙运动时曾说：一个真正有道德的人会帮助那些最疏远的陌生人，就想帮助它的朋友一样。如果人们是完全高尚的，那么他们就不会有朋友。这样的世界将难以是一个人类世界，因为它难以实现。人的博爱是一个很高尚的行为，但人通常是在小范围内来实现爱的，这也许反映了道德同情心的局限，但它反映了一个事实：我们学会爱别人，不是通过普遍意义的爱，而是通过一种具体形式来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