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血管康复观后感汇集(8)

那么医生自个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劳累的？

朱良付的话特别令人触动。他说，“天天就这样作息不规律，工作量大，我就担心有时候我会突然死掉，但是我不能死，我家庭的责任都没有尽到，我自己的医疗责任也没有尽到。我现在是主任医师，我们差不多要用25年才有可能培养出来，我现在44岁，如果我死了，那就是浪费国家资源。”
一个救死扶伤的医生，担心自己“过劳死”，又得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不能死、不敢死”——医生的劳累、付出、担当和牺牲，可见一斑。
要成为一个中国医生需要大量的付出，本科5年，研究生3年，博士至少也3年，整整11年；而从住院医生到主任医师，往往又需要10余年时间。熬到了主任医师，能力越大，承担得也越多，很多中壮年的医生自己也有一身“职业病”，他们“怕死”，但“不敢死”。
除了身体上的疲倦，医生的累也体现在心累。医患矛盾紧张，患者对医生不信任，给医生带来很大的心理冲击和心理伤害。
纪录片一开始是朱良付对着镜头无奈、沮丧又不解地说，“曾经有个老太太，是一个老爷子的家属，那个阿姨说我想把你撕成碎片，说我把他家老爷子给害死了。我跟那个老爷子我们在病区里关系很好的呀，他也很慈眉善目，我也不希望高灌注（脑高灌注综合征）发生。但他们也知道你是个好大夫，那个老太太一边这么说一边还说，‘我近来高血压了，你再给我看看’，但是不耽误她投诉你。”
所以纪录片才有这么一幕，一次急救手术前，朱良付先用手机录下与患者家属的对话，确保他们知道手术可能存在的风险。
《柳叶刀》主编理查德·霍顿曾说，他每个月会收到几百封来自中国医生的邮件，其中最常提到的主题是医患关系紧张。“我确信，其他国家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但是没有一个国家的医生像中国医生这样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