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审公开的观后感集锦(7)

我们已经见过各种大屠杀的叙事，无论是幸存者回忆录，还是好莱坞电影，都对纳粹战犯的罪行进行过刻画与描述。但是任何虚构的文本和回忆都无法与这些记录下来的私人信件相比。回忆也会变形，虚构更会对历史的真实性形成一种虚假性损害。只有这些当下的、真实的、迅疾的私人书信代表了一种更为客观的书写态度。更为难得可贵的是，托马斯在书信中几乎触及到了纽伦堡审判中的每一个层面，他们内部的争斗与排挤、国家之间的敌视、审判的困境、堆积如山的证据的采用、犹太人的缺席、各位法官的个性与特点、对官僚制度的厌恶、21位纳粹战犯的特性(当然还有他们当时在纽伦堡的真实生活状态)，都被他写到了信中。
这本书信集不
这其实也成为了纽伦堡审判的意义。在1945年11月审判开始时，首席大法官杰克逊就已经指出了纽伦堡审判的任务：“对全世界来说，纽伦堡法庭判决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怎样忠实地解释过去，它的价值在于怎样认真地儆戒未来。”除了核实和认定纳粹当局犯下的重要罪行，还有一点就是要“解释并规定新形成的国际法基本准则”。纽伦堡审判同时给将来同样的审判奠定了基础，尤其是给后来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审判指明了方向。

阿伦特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的后记中曾经提到，在对艾希曼审判的辩护中，经常被援引的理由是，尽管在二战中最大的犯罪是对犹太人的犯罪，然而在纽伦堡审判中，犹太人却只是旁观者。耶路撒冷法院的判决是一个转折点：犹太人的灾难第一次占据了法庭审理的中心位置，正是这一事实使得这次审判与此前在纽伦堡及其他地方进行的审判截然不同。“但这充其量只有一半符合事实。其实，在纽伦堡审判中，正是犹太人的灾难促使同盟国开始酝酿‘反人类罪’。”她还解释说，纽伦堡国际法庭之所以没有能够在反人类罪的问题上充分地维护正义，“并不是因为受害者是犹太人，而是因为宪章要求，对于这种本身和战争几乎没有关系、但其行为却又往往混淆于战争并且对战争手段造成影响的罪行，要和其他罪行通盘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