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四大公司观后感整理(158)

这呼喊甚至从大西洋彼岸独立不久的美国传来，此起彼伏、连绵不绝，直抵巴黎市中心的巴士底狱。这时充斥着西方的不仅是呐喊，更甚还有前所未有的照亮沉沉黑夜的光明。这光明一旦降临，工厂便再无眠夜，机器的齿轮飞快地运转，推动着西方世界驶向那更为喧嚣和嘈杂的远方。就这样，第二次工业革命席卷而来，一举将稚拙的美国和曾经四分五裂的德意志推到了科技的最前沿。
经此一番对比，清王朝在坚船利炮下的不堪一击是可以预见的，因为西方的优势是如此显而易见。当蒋廷黻站在十九世纪中国沦为半殖半封社会的历史转折点上，环顾四周，他望见“东方日出之国”正喷薄而出、冉冉升起；他也依旧记得俄皇“大彼得以专制皇帝的至尊，变名改姓，微服到西欧去学造船，学炼钢”、“他不顾一切，奋斗到底，甚至迁都到一个偏僻的，但是滨海的尼瓦河旁，因为他想靠海就容易与近代文化发源地的西欧往来”的历史。（正是“大彼得”的这些作为，奠定了俄国近代化的基础）而在离他最近的时代，他看到，在几近被战火夷为平地的土耳其——那个也曾是强盛一时的大帝国，却因只知保守而被欧洲列强宰割的土耳其——的废墟和瓦砾上，民族领袖基马尔“不但提倡科学工业，甚至改革了土耳其的文字”，为这个千疮百孔的国家，重新打稳立国之基础。“这三国接受了近代的科学、机械、及民族主义，于是复兴了，富强了”，所以，在蒋廷黻看来，“在世界上，一切的国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强，不能者必遭惨败，毫无例外”。

为了论证上述结论，作者再次回首中国近代史的曲折坎坷之路，顺从历史迈进的方向，踩着“英国请中国订立邦交”这道久远的印记出发，跌跌撞撞，艰难摸索，一直到踏出“惯彻总理的遗教”这个纹络分明的脚印；本书第二部分也相应地从“剿夷与抚夷”、“洪秀全与曾国藩”、“自强及其失败”一直叙述到“瓜分及民族之复兴”。正如作者在总论中陈述的：“现在我们要研究我们的近代史，我们要注意帝国主义如何压迫我们。我们要仔细研究每一个时期内的抵抗方案。我们尤其要分析每一个方案成败的程度和原因。我们如果能找出我国近代史的教训，我们对于抗战建国就更能有所贡献了。” 在这段回忆的推进过程中，不仅作者，连我们也隐约仿佛感知到了一线历史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