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弃疾记录片观后感汇编(4)

辛弃疾曾经“效易安体”作词，难免受到“易安体”元夕词的熏染。可以说，李清照这首元夕词已经成为南宋词人构建集体记忆的一个载体。无论是“中州盛日”的往事，还是“如今憔悴”的境遇，都会引起读者对现实情境的清醒认识。临安沦陷后，南宋将亡，又是一个元宵节，刘辰翁在《永遇乐》词序中写道：“余自乙亥（1275）上元诵李易安《永遇乐》，为之涕下，今三年矣。每闻此词，辄不自堪，遂依其声，又托之易安自喻。虽辞情不及，而悲苦过之。”刘辰翁以李清照“自喻”，重新追忆着：“宣和旧日，临安南渡，芳景犹自如故。缃帙流离，风鬟三五，能赋词最苦。”然而，今日的情景更是悲苦过之：“江南无路，鄜州今夜，此苦又谁知否。空相对，残釭无寐，满村社鼓。”
对比这三首元夕词，不难发现对南宋词人来说，“元宵佳节”是唤起“中州盛日”的记忆、象征汉族风俗的一个特殊符号。在宋亡以后的第一个元夕（1277），刘辰翁在《柳梢青》词中，就抒发了文人对节日喧闹之声的另一感觉：“铁马蒙毡，银花洒泪，春入愁城。笛里番腔，街头戏鼓，不是歌声。”辛弃疾这首《青玉案》的写作时间，在李清照之后，刘辰翁之前。如果联系南宋时事的特殊背景，辛弃疾笔下的喧闹场面，与“灯火阑珊处”的对比，应该是别有寄托的。

进一步分析，这三首词隐含着一个文人创作特有的抒写模式，即“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对比结构。通过喧闹与孤寂、众人形象与自我形象的对比，来表现文人对人生的独特感悟，对社会变迁的历史记忆，对朝廷时事的清醒认识，这也是宋代文人以诗为词、以文为词所开拓出来的一种境界。正如王国维《人间词话》所言：“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如果失去了这种对比结构，辛弃疾词中的“我”就会沉浸在世俗的节日场景中，被一片喧嚣之声淹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