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的性别观后感合计

最近无论是看历史、哲学还是社会学，甚至巴巴地跑去以色列一趟，都带着一个疑问：为什么是犹太人而不是别人遭到大屠杀的厄运？二战期间的犹太大屠杀并不是传统意义的战争大屠杀，比如清朝的扬州十日屠城、南京大屠杀都属于战争屠杀，在历史长河里屡见不鲜。而纳粹发起的犹太大屠杀是种族灭绝性的，在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上是罕见的。
《现代性与大屠杀》是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的一部反思现代性的力作。鲍曼认为，大屠杀不只是犹太人历史上的一个悲惨事件，也非德意志民族的一次反常行为，而是现代性本身的固有可能。科学的理性计算精神，技术的道德中立地位，社会管理的工程化趋势，正是现代性的这些本质要素，使得像大屠杀这样灭绝人性的惨剧成为设计者、执行者和受害者密切合作的社会集体行动。从极端的理性走向极端的非理性，从高度文明走向高度野蛮，看似悖谬，实则有着逻辑的必然。而拯救之途也许就在于：在任何情况下，个体都无条件地承担起他的道德责任。
作者引用了米拉格姆《对权威的服从》里的实验，“在远离的条件下，受害者真的成为一个外人，在身体上与心理上陷入孤立。”实验结果表明，距离与冷漠成正比。米拉格姆的发现让人震惊：不错，我们过去能够那样做，而如果条件合适，我们仍然可以。
克尔萧在透彻地分析了纳粹企图唤起集体的反犹仇恨与“解决犹太问题”得出这样的结论：纳粹最成功之处在于对犹太人的非人化（depersonalization）。非人化增加了德国大众舆论中已经存在的广泛的冷漠，并迈出了在无政府的暴力和死亡集中营理性化的、“生产线式”灭绝之间决定性的一步。
没有这些进展顺利的将犹太人从德国社会中驱逐出来的步骤，“最终解决”就没有可能。这些步骤在公众的眼皮底下，以其合法的形式得到了广泛的赞成，并最后使犹太人的`形象非人化，并遭到贬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