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读者电影观后感汇聚(9)

阿伦特(犹太人)作为《纽约客》的特约记者在耶路撒冷旁听了对艾希曼的审判。让阿伦特震惊的是，这个“杀人魔王”看上去和普通人没有什么区别，表现得毕恭毕敬，甚至像一位绅士。
在艾希曼身上，阿伦特看到了：“恐怖的、难以表述的、难以想象的恶之平庸(the banality of evil)。”
艾希曼确实是一个尽忠职守、严谨勤奋的官员，每天埋头于时刻表、报表、车皮和人头的统计数字，极具工作效率。第三帝国的“国家理性”完全支配了、也合法化了艾希曼这样的“平庸”官僚的行为。他反复强调，自己只是庞大系统中的一个小齿轮。
阿伦特认为，使得纳粹的罪行得以实现的绝大部分人都具有这种“平庸”特征，他们轻易地放弃了个人判断的权利。在罪恶的极权统治下，人的不思想所造成的灾难可以远胜于人作恶本能的危害的总和。这就是应当从耶路撒冷得到的教训。
《朗读者》的小说作者、柏林洪堡大学法学教授本哈德·施林克(Bernhard Schlink)无疑受到了阿伦特的影响，他对纳粹罪行及其影响的思考始终在“平庸”的普通人的生活层面展开。

那么，汉娜·施密芝真的就是“平庸之恶”的又一个例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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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娜确实是“平庸”的，因为她是一个文盲，还用谎言极力掩饰这一点。换句话说，汉娜由于无法读写(文盲)因而不能从文化及其社会秩序中获得正常尊严，进而把掩盖这种失败作为其一生拼死维护的尊严本身。
汉娜热衷于倾听朗读，她对文化世界中的美好事物的向往越强烈，她对自己文盲身份的厌恶和恐惧也就越强烈，这是同一种感情的两面。这让她近乎疯狂地走上了一条维护、追求尊严的道路，为此不惜撒谎，抛弃工作和爱她的人。
这种创伤性的尊严贯穿了汉娜的一生，构成了使她是她的精神核心。这种基本特征已经从根本上决定了她首先是一个值得同情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