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战湘江观后感1000字合计(16)

1840年以来，一代代人（仁人志士）寻找和选择救中国的主义、方式、办法，事实证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晚清新政、北洋政府、国民—党（数次机会）等，都没有实现将中国焕然一新的能力，既无从解决中国一盘散沙的基层，也解决不了各自为政的地方实力派和军阀，更是触摸不到工业化的边缘，至于科学、教育的现代化完全无从谈起。从国家（民族）利益至高无上的角度来看，无力者就应该退位，但是任何居于历史舞台中心的失败者都不甘心退出。
1921年创立于上海的中—共，也是经过了在城市的发展和实验，在文化教育界和城市工人运动、国共合作后发现，革命不彻底和反复的国民—党无法作为稳定和有远见的革命共同体，中—共必须拥有自己的军队，才能实现组织化、纪律化的中国，才有可能将中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寻找机会建立起工业体系，追赶以及超越西方发达工业国（也就是列强）。而这一切的关键，首先在于活着，然后发展。

自从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之后，红军转移就成了重中之重，以共产国际代表李德、中—共领导人博古和周恩来组成的“最高三人团”，决定着红军的前进方向，以朱德、彭德怀、林彪等代表的实干派在长征途中与路线、冒险主义的李德、博古进行了政治、军事和路线上的坚决斗争。王霙饰演的毛主席，以大无畏的胆识，不但要同以蒋介石为首的政府及军队作战，也要和桂系军阀白崇禧周旋，更要和湖南省主席兼剿匪总司令何健进行血拼，尤其是后者更是杀死朱德夫人的元凶。桂系军阀与中央军有合作有矛盾，期间的缝隙可以利用，但也要随时应对变化。至于何健，血海深仇无法共存于天下，是一条追来的疯狗。
而在党内、军内，组织和军事强行扭曲，特别是来自共产国际的李德刻舟求剑，不能适应中国特殊的国情，在反围剿和长征路上以教条主义不断在客观上牺牲着红军将士，而年轻的博古也是没有足够的社会经验和历史认知，无法担当起特殊位置的考验。而周恩来则被少数服从多数的组织原则不断边缘化，然而他与中华苏维埃主席中国红军总司令朱德的红军的战略性大转移，史称“两万五千里长征”，但是“正在进行时”的长征，却没有多少浪漫可言，而是血淋淋、赤—裸裸坦荡荡、的生死之途。血战湘江关系尤为重要，出发时的万人，渡河之后只有两三万生还。1949年后的解放军元老们，回顾往事，都会想起这一战，关系到中—共中央及红军绝大多数领导骨干的生命之战，是那么的接近于团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