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两国博弈观后感收集(17)

如果只是将其理解为米尔斯对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社会学主流的批判和反叛，或者认为他通过此书“确立”了一种独特社会学方法论，或许都是对本书的误读。这本书讲的更多的是我们怎样看待我们生活的世界与我们自身，这也是社会学的经典理论预设——无论它被称为结构与行动还是个人与社会。
米尔斯敏锐的观察到学术与政治间的复杂关系。哈贝马斯曾整理出来三套关于学术与政治之间关系的模型，即决断论、科技行政及实践论。决断论模式以政治领袖和官僚之间的截然分工为基础。具有强烈意志、有能力自行采取立场的领袖，善用具备了事实信息且受过专业训练的官僚之服务，至于公民，只能对在技术上正确地执行了的领袖之主观决定表示赞同。而在科技行政的模型里，非理性的决定乃是多余的。决策的前提在决策过程中会自行成形，并受技术可行性的支配，却对技术可行性本身没有置喙余地，政治领导于是变成了行政管理，政治参与甚至说不上是由民意来直接表达赞同，而是完全沦为接受技术上的必要。

至于实践论的模型，既不怀疑就技术与实践决策之间的关系进行理性探讨的可能性，同时，进行讨论的公共领域也未消失，学术与公众意见之间进行持续的沟通，成为了一种公认的必要，进而促成政治的公共领域的组成，在这样的公共领域中，技术性的知识与方法可以和依附于传统的自我意识产生开通的互动。实践的问题可以转变成学术的问题，而这些学术的问题一旦获得厘清，又可以用学术信息的形式，回馈给具备了解能力的公共领域。在这种意义上，米尔斯的看法或可归入第三种模型。
作为韦伯著作的英文翻译者，米尔斯的这本书中时现韦伯思想的痕迹。韦伯指出“理性化与合理化的增加，并不意味着对他的生存状况有更多一般性的了解”，米尔斯同样认为现在“创造历史的进程超出了人们根据所珍视的价值调试自身的能力”，人们无法看清自己面临的处境，深处一个“焦虑与漠然”的时代，或者说是所谓的“大众社会”，因此他们需要一种心智的品质，一种视角转换的能力，分析个人所处时代的生活历程，历史以及二者的交织，理解并把握自己的境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