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之行观后感.锦集(10)

国家自主性。由于政治的主体性，决定中国政府有着不被资本轻易“俘获”的自主性，并能在“很大程度上做到为人民服务”。然而官员个体与市场主体间的利益纠缠，“可能扭曲政策的方向”，从而给国家的自主性带来隐性的侵害，同时损害执政党自身的先进性、代表性、纯洁性。官员个体的变异，特别是普遍存在的“一家两制”问题是植入国家自主性肌体上的一只“特洛伊木马”。要通过建立“看得见”的授权机制和问责机制，在干部选拔和考核中嵌入更多更有效的民主“防火墙”，防止“木马”作乱的可能。
人民主体性。社会主义是“自由人的联合体”，是一个崇尚集体生活的天然的“人民社会”。然而，作为持续30年的大变局的结果之一，基层从“团结”走向“松散”，基层的去组织化、自治不足、民主失序、群众失语等等乱象，让“人民”这个整体逐渐“原子化”。要重新粘合这个分散、分裂的社会，必须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的再组织，必须通过落实基层的实质民主，通过鼓励和引导人民“以志愿和非赢利方式组织起来”，将业已分化的群体重新整合成一个“命运共同体、伦理共同体和文明共同体”。

资本社会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生产资料公有”的设想，是对我们的现实道路构成质疑的主要因素。文字游戏式的理论创新，往往缺乏说服力，更没有在人民群众中达成必要的共识。然而，“资本社会化”理论的祭出，终于让人们看到了“从根本上打破资本的私人垄断，打破资本对知识的雇佣，打破资本对劳动的雇佣”的希望，看到了“资本服务于人民”的希望，看到了“劳动者主体性解放”的希望。到那时，“通过社会制度的有效安排”，“即使不出卖劳动，也可以维持基本的生存”，“许多人真正投身于自己感兴趣的事业”……
虽然，这并不是我们原来所渴望的那种理想化的社会，但是，无疑这不再是一个“乌托邦”式的臆想，而是可望又可及的存在。其实，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共产主义，所追求的本不应该是生活上的无止境的享受与物质资料的无节制的索取，而应当是基本生活条件满足基础上的精神生活的不断丰富与提升。这使我想起了梭罗的《瓦尔登湖》，梭罗在瓦尔登湖畔两年多的极简生活，通常被看作是一次超验主义的实验，他以满足极低生活标准的劳动换取充足的自由时间“专注于自己想做的事情”，这种当时康科德人眼中的游手好闲，在今天看来难道不是对自己“主体解放”的一次勇敢尝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