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江之战的观后感选录(13)

1840年以来，一代代人(仁人志士)寻找和选择救中国的主义、方式、办法，事实证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晚清新政、北洋政府、国民党(数次机会)等，都没有实现将中国焕然一新的能力，既无从解决中国一盘散沙的基层，也解决不了各自为政的地方实力派和军阀，更是触摸不到工业化的边缘，至于科学、教育的现代化完全无从谈起。从国家(民族)利益至高无上的角度来看，无力者就应该退位，但是任何居于历史舞台中心的失败者都不甘心退出。
1921年创立于上海的中共，也是经过了在城市的发展和实验，在文化教育界和城市工人运动、国共合作后发现，革命不彻底和反复的国民党无法作为稳定和有远见的革命共同体，中共必须拥有自己的军队，才能实现组织化、纪律化的中国，才有可能将中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寻找机会建立起工业体系，追赶以及超越西方发达工业国(也就是列强)。而这一切的关键，首先在于活着，然后发展。
自从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之后，红军转移就成了重中之重，以共产国际代表李德、中共领导人博古和周恩来组成的“最高三人团”，决定着红军的前进方向，以朱德、彭德怀、林彪等代表的实干派在长征途中与左倾路线、冒险主义的李德、博古进行了政治、军事和路线上的坚决斗争。王霙饰演的毛主席，以大无畏的胆识，不但要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及军队作战，也要和桂系军阀白崇禧周旋，更要和湖南省主席兼剿匪总司令何健进行血拼，尤其是后者更是杀死朱德夫人的元凶。桂系军阀与中央军有合作有矛盾，期间的缝隙可以利用，但也要随时应对变化。至于何健，血海深仇无法共存于天下，是一条追来的疯狗。
而在党内、军内，组织和军事强行扭曲，特别是来自共产国际的李德刻舟求剑，不能适应中国特殊的国情，在反围剿和长征路上以教条主义不断在客观上牺牲着红军将士，而年轻的博古也是没有足够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