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汉朝来第遗迹观后感总汇(21)

遥想那个久远的春秋战国年代，王权衰落，社会结构急遽变化，社会矛盾异常尖锐，好多国家一夜之间冒了出来，兼并战争接连不断，诸侯为求争霸，延揽人才，老子、庄子、孔子、孟子、韩非子、墨子、孙武子们，纷纷开山凿河，各成一派。针对当时的社会问题、人生问题、个人利害与国家之间的利害等，提出了解决的办法和思想。各种思想相互影响，相互争论。当时各国诸侯大都知道要尊重人才，尊重思想，所以，对持不同思想的各派的学者兼容并包，都受礼遇，允许其“合着留不合则去”。学者们可以自由讲学、著书立说和随意议论政事。刘向《别录》记载说；“齐有稷门，城门也。谈说之士期会于稷下也。”说的就是当时各派学者的定期聚会，各学派代表人物在此阐发学术观点和政治主张·批驳与他们观点不一致的学派。他们争论既要对不同观点进行洁难，还要张扬自己的主张内容从自然开始，涉及人生、社会、道德、王霸乃至整个宇宙。
还有吕不韦以三千门客编撰《吕氏春秋》时，思想氛围也是宽容的，允许充分的争论，再如吴起一生中曾在鲁、魏、楚等国为官，每当遭到诬陷，便另投明主。如此等等类似的例子还很多，可以说正是因为频繁的兼并战争使各国统治者尊重思想文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思想的自由碰撞才催生出这个时期的伟大思想，并一举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对中国社会的以后发展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
第二个高峰是汉亡之后魏晋南北朝时期。说起魏晋南北朝的思想还必须从汉朝谈起，汉朝曾经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之一，统一的国家要求统一的思想，秦始皇焚书坑儒和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一脉相承的，都是为了维护统治，元光元年（前134年）汉武帝召集各地贤良方正文学之士到长安，亲自策问。董仲舒在对策中指出，春秋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现在师异道，人异论，百家之言宗旨各不相同，使统治思想不一致，法制数变，百家无所适从。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地”。董仲舒指出的适应政治上大一统的思想统治政策，使儒学在其后两千年中的绝大多数时间里被视作正统官学。两汉四百多年的历史所形成的儒学思想重压成为动乱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思想叛逆的最重要的精神根源。魏晋时期形成一种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它的理论形态就是魏晋玄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