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看过上海滩观后感整理(25)

《杂志》的背景要比《紫罗兰》、《万象》来得复杂。过去的出版物有商业性刊物、同仁刊物、党派刊物之分。商业性刊物以营利为目的，看重的是销数，全以读者大众的趣味为归依;同仁杂志是一些文学、艺术或学术上有相同志趣的人办的出版物;党派刊物则是某个党派的喉舌，受其控制，接受其津贴，人们常称其“有来头”、“有背景”。《杂志》大体上应划入第三类。《杂志》与另一刊物《新中国周报》一样，均附属于《新中国报》，而《新中国报》的后台是日本人(《新中国报》是日出一张的大报，没有过硬的后台，这样的大报在沦陷区是不可想象的)。然而《新中国报》报社的社长袁殊、主编鲁风(即刘慕清，1949年后曾任上海公安局长杨帆的主任秘书)都是中共地下情报人员。袁殊的公开身份除报社社长之外，还有国x党中央委员，还曾任汪的江苏省教育厅长。但是他们的使命是情报而非宣传，报刊的作用更在掩护，《新中国报》自然是亲日的面目。
《杂志》的情形又有不同，它的取径似在给日伪文化活动方面撑撑场面。除不见政经外交时局等硬性文章外，包括各种类的文字，实地报道、人物述评，以及不定期刊出的特辑、座谈会记录是其显著特色。它与《紫罗兰》一类消闲杂志的不同处在于态度严肃，其社评、编者例言多次声称要走纯文艺的路线。在沦陷时期的上海，《杂志》也许是首屈一指的文学杂志，它聚集了张爱玲、洛川、郭朋、谷正魁、章羽、石挥等一批有才气的作家，又有特殊的背景，能够大张声势地活动，其实力绝非其他文学杂志可比。
因为有这样的实力，《杂志》能够给张爱玲带来的名声、风光，自然是其他刊物办不到的。《万象》一度是上海发行量最大的综合性杂志，它当然可以让张爱玲在读者大众和文学爱好者中打响知名度，但是《万象》肯定无力(当然也无心)将她推上极峰，将她引入上层社会的交际圈。《杂志》能做到这些，而且显然十分愿意为张捧场喝彩。从刊载张爱玲的作品起，《杂志》上叫好声几乎就没断过(胡兰成的《评张爱玲》也是分两期登在这里)。每期的编者按中几乎都有推许张氏小说的文字，而《倾城之恋》曾被当做重头戏，《杂志》而外，又在《新中国报》的文艺副刊《学艺》上刊载。《杂志》出版社推出了张的小说集《传奇》，随即出面组织文学界的知名人士座谈该书。不仅如此，1943年8月份首次发表张的小说，11月份《杂志》就安排张出席了朝鲜女舞蹈家崔承喜的欢迎会(朝鲜当时也在日本的治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