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美学的哲学电影观后感合集(6)

应该看到的是，刻意引入的“第三人”(北京来的记者尕玉)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原有叙事空间内矛盾的平衡，为影片加入了某种动感，同时也减少了观众与人物的疏离。但很难看到，“第三人”除了在使事件“被看到”之外更多叙事上的合法性。从尕玉进入藏区，到成为巡山队一员，直至亲眼目睹日泰死于非命，其人物性格是否有所转变、有什么样的转变都缺乏交代。对环境的过分强调架空了人的感受，使得影片“无情可循”。

在《南京!南京!》中，陆川对角川这一人物的塑造很好的弥补了《可可西里》叙事逻辑的模糊。但是在以陆健雄、姜淑云(高圆圆)、唐先生为代表的中国人物的命运叙述上，却更显零乱与碎裂，几个主要人物各有其代表意义，但相互之间却各成篇章缺乏关联，使得影片被批评为“历史景观片”。
当《可可西里》收获国内外好评如潮时，有人将青年导演彭辉花费三年时间拍摄的同一题材纪录片《平衡》作为参照对象(该片在拍摄期间亲历了“野牦牛队”队长扎巴多杰的意外身亡)，称《平衡》因其对现实的在场性而更具有真实的力量。而在《南京!南京!》上映引起观看热潮时，又有人重提姜文的《鬼子来了》，认为同是借战争表现人性，姜文以荒诞表现生命的无力胜于《南京!南京!》“主体被客体压倒从而激发起来的崇高感受”(康德)。
从《可可西里》到《南京!南京!》，陆川一直在拍纪录片一般的故事片，或者故事片一般的纪录片，这种纪实与戏剧的错位既为陆川关照生命内部打开了大门，也变成了一处左右为难的尴尬缺口。
2017年《可可西里》观后感【篇二】
可可西里的真实是什么?一副副横陈于雪山高原的藏羚羊骨架?如柳絮般轻柔飘飞的藏羚羊绒?是“泯灭人性”的盗猎者迈向极地的无奈?还是巡山队员捐躯广域天际的高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