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艺术品观后感汇合(13)

书中多次提到的“有意味的形式”让我印象深刻。“有意味的形式”是贝尔提出的，他认为视觉艺术的根本在于他们都是“有意味的形式”，坚持从“美在客观”来解释美。在远古陶器纹饰中由写实到符号化成为抽象几何纹样，正是一个由内容到形式的积淀，是美作为“有意味的形式”的原始形成过程。对于线条艺术，一般的图案花纹的形式美常常是静止、程式化的，而失去生命感。“有意味的形式”恰恰相反，它是活生生的、流动的、富有生命暗示和表现力的美。而中国书法艺术则是后者。李泽厚先生对中国书法艺术的阐释，让我更深刻的体会到书法“线的艺术”的美感。它不是线条整齐划一均衡对称的形式美，而是远为多样流动的自由美。行云流水，骨力追风，有柔有刚，方圆适度。它的每一个字、每一篇、每一幅都可以有创造、有变革甚至有个性，并不作机械的重复和僵硬的规范。

同时，让我对“有意味的形式”有了新的认识，它并不是客观世界刻板、不动的，而是有生命的脉动在其中。正如宗白华《中国书法中美学思想》提到，“至其针垂韭笔致，横直转折，安排紧凑，又如三等角之配合，空间疏密之调和，竟能给一段文字以全篇之美观。”书法这种“有意味的形式”也不是简单的堆砌，而是书家情意结构所成，骨子里透着一股灵气。
书法到了唐代，强调“达其情性，形其哀乐”，“随其性欲，便以为姿”，将书法作为抒情达性的艺术手段。作为表情艺术的特性，并将这一点提到与诗歌并行、与自然同美的高度。如草书与狂草，像李白诗一样无所拘束而皆中绳墨一样，流走快速，迅疾骇人，把悲欢情感极为痛快淋漓地倾注在笔墨之间。而“美在客观”的“有意味的形式”也在书法中与主观情感结合，将“线的艺术”推向一个崭新的阶段。正所谓“情形而言，去会风骚之意；阳舒阴惨，本乎天地之心。”
“美是感性与理性，形式与内容，真伪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在李泽厚先生的笔下所经历的一次“美的历程”，让我对中国古典文艺和各个时代特色有了一定的认识，在其中体味古迹斑斑的美。不仅领略了书法艺术的灵动，也感受了建筑的巨大空间感受漫游，还有宋代瓷器艺术中讲求细洁净润、色调单纯、趣味高古，还有绘画中的“气韵生动”，形似与神似、写实与诗意的矛盾与融合统一，以及明清文艺思潮中市民文艺背后的近代资本主义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