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战犯陈列馆观后感摘录(3)

当良心遭遇政治，你是选择良心还是选择政治?
第二篇
战后对纳粹战俘的审判，除了纽伦堡审判之外，我们还熟悉1961年在耶路撒冷对德国纳粹高官阿道夫•艾希曼的审判。那次审判因为哲学家汉娜•阿伦特的长篇报告《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以及她提及到极端的恶与平庸的恶之间的争议更为人所熟知。

但实际上，无论是审判的规模、意义和影响，纽伦堡审判更具有代表性，尤其是考虑到二战的硝烟还未散尽，国与国之间并未达成共识，国际法庭远未成型，几个大国之间对纳粹战俘的处理存在很大的争议——丘吉尔就曾建议将纳粹领导人直接拉出去枪毙，而不是通过司法形式达到同样的目的——再加上他们有着更深一层的担忧，因为这样的审判并无先例，是否能够成功还无法确定。如果让纳粹战犯通过合法途径逃脱了惩戒，审判就成了笑柄。至少从这个意义上，纽伦堡审判为后来的耶路撒冷审判提供了一次相对成熟的
所谓“相对成熟”当然不是说说而已，纽伦堡审判的争议从未中断过。正如阿伦特质疑的那样，对纳粹提起诉讼的罪名：第一，阴谋违反国际协定发动侵略战争罪;第二，破坏和平罪;第三，战争罪;第四，反人道罪。这四条罪名都没有任何先例，国际刑事法庭的刑事判决是否适用于自然人，法律是否有追溯力，还有最重要的一点“你也同样有罪”等一系列法律和正义问题随之而出。尤其是最后一条，盟军在战争中也使用了过度的暴力。纽伦堡在审判时是一片废墟，就是最好的例证。另外同盟军军官也会阻挠审判，因为他们担心在战后落到同样的下场。在这样的一种情形之下，纽伦堡审判的正义性和合法性都会受到方方面面的质疑。
对当年涉身其中的人而言，这样的审判如何执行，何时到头，取得什么样的结果都无法预料，除了不断地煎熬，根本没有任何胜利可言。从这个角度上说，《纽伦堡来信》这本书具有一种非同寻常的`意义。本书的作者是克里斯托夫•多德。他的父亲托马斯•多德在1945年时被派去处理纳粹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行，是审讯纳粹战俘的四位美国律师之一，而且是唯一的平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