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见紫禁城观后感集锦(16)

第九讲：18世纪
十八世纪的中国和西方并没有直接交回，却在有限的传教士对东方的描绘和夸张中，通过海上的波浪，得以一窥彼此的模样。然而，这种仅凭有限线索的触碰和想象却是带着自身的臆想，并不是真实的对方。犹如郎世宁绘画的雍正身着西装的肖像，或是皇家对西洋钟这种奇技淫巧的收藏；又或是皇家第一画家布歇笔下的中国市集和宫廷，更像是法国当时盛行的洛可可风格极尽奢华烂漫的描绘。
而此时的法国的瑰丽浪漫，却是暴风雨来临之前的绚丽的夕阳。在皇权空前集中的时代里，贵族们整日无所事事，只能成日沉溺在骄奢淫逸之风中，哀叹感慨着青春的短暂和爱情的美好。这种现象也投射在布歇的笔下。因此，画中的中国，无不富含这这个时代的艺术特征，是一种百无聊赖的空虚中浮升出的对遥远东方的exotic想象。反而，通过对受中国画影响的日本浮世绘的学习，荷兰的梵高却创造出了新的艺术表达方式，更能和中国艺术精神相契合。然而，这种非西方艺术的创作却无法被当时的欧洲所接受。

第十讲：19世纪（上）
十九世纪的西方美术以从以意大利为中心转到以法国为中心。其中是两股力量的较量。一个是崇尚自由性格的表达，辉煌绚丽的浪漫主义；还有一派是以理性逻辑为规范的新古典主义。而其中法国艺术画作的起源、包括学院派的传统，都是从后者出发。体现了启蒙运动的影响。相反，中国艺术此时到了元代，从赵孟頫开始，也开始了提倡尚古仿古的风尚。与法国的新古典主义不同，中国画讲究意境，不略物体情节的写实性，更多地表达了艺术家个人情感的抒发和表达。
因此，奠定了当今艺术史，主要是西方艺术史的新古典主义（学院派），也暗示了如今艺术的衰落甚至死亡。如果艺术只是为了描绘现实世界，机械地按照理性逻辑来演绎，那么艺术还有什么可期待的么？艺术家各自之间的不同又能体现在何处？因此，借由中国艺术的理念和方法，也许重新去审视和反思一直以来由学院派所统治的西方艺术史，获取一种新的艺术史观能得以发展。进而，“艺术已死”这个结论能被推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