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剧赏析】哈罗德·布鲁姆谈《西方世界的花花公子》(2)

作为一部舞台喜剧，辛格的《花花公子》从莎士比亚、本·琼森和莫里哀的作品中吸收了重要的养分。而它和野性预言家叶芝倡导的生机论，更是存在着密切的关系。然而，重读这部剧作，我们会发现独创性仍然是其最鲜明的特征。读者往往更容易想到辛格的晚辈肖恩·奥凯西，而不是他的那些前辈。在《花花公子》中，辛格成功实现了一次创新。他一面向莫里哀借鉴向度论的观点，一面凭借自身的天赋，几乎像乔叟、莎士比亚那样，让人物倾听自己，由此发生变化，并进而将这变化表现出来。克里斯蒂·马洪之所以变了，正是因为他能倾听自己的声音；他在第三幕中的奇妙变化堪称现代戏剧的一大亮点。

对《花花公子》作寓言化的解读，通常都以失败告终。原因倒不是这些解读过于大胆，恰恰相反，是由于它们往往太谨慎、太机械。在我看来，克里斯蒂·马洪戏仿的对象并非基督，也不是俄狄浦斯；相反，他和叶芝心目中的爱尔兰大英雄库丘林倒有几分相像。然而，辛格的幻想闹剧深具独创性，在他的笔下，戏仿变成了奇幻的现实；在第三幕中，克里斯蒂始终受着库丘林的影响。同样，塞万提斯也一直围绕在左右。实际上，为了塑造克里斯蒂·马洪这个人物，辛格索性直接乞灵于堂吉诃德。凯尔特文化中的骑士精神，挟着粗犷的修辞与神话，在剧中获得了重生。这部戏注定无法受到爱尔兰天主教徒的青睐，无论在爱尔兰国内还是在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