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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我送她去了火车站，
北方的风总是刺骨的冷，深入骨髓。坐在候车室的椅子上，远远地望见列车候车的黄灯泛起绿光。轻轻揉了揉眼睛。
“我要走了，没什么想对我说的吗？”她问。
“保重”，我还在看着那本书《Notre Dame de Paris》，头也没抬。
“总是回答的这么官腔”，“都老朋友了，没什么好说的了，一路顺风。”说着，我又把头买了下去。
她好像走开了，加入到了检票的人群中去。良久，当书页定格在了爱斯梅拉达和腓比斯诉说衷肠的语段，我厌恶地翻过去，抬头望望，她已经消失在了长廊的尽头。
眨眼，四个月过去了。从封城到办出入证，再到情绪不稳定的风波褪尽，攥着她留下来的电话号码，还是没拨过去。
如今，北方的树绿了，花开了，但故人还是在远方，伴着沉重的汽笛声，随远去时光一同在世界的某地。
当黑夜降临时，我轻吟道:Mögen alle, die sich in einem land befinden, dem es an tagen noch nicht gegeben hat, heil sein.（风云变幻，身处异地，虽未相逢，望君无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