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梁代的那些事儿(9)

社会风气萎靡消极，人们的思想言行被佛学与清谈所充斥，“家家斋戒，人人忏礼，不务农桑，空谈彼岸”“人士竞谈玄理，不习武事”；为了供养王、谢、袁、萧为首的四大士族门阀和日益庞大的官僚机构，梁朝老百姓不得不承受沉重的赋役，大量农民或破产流亡，或沦为奴婢。梁朝最高统治者梁武帝萧衍对此负有主要责任，他即位之初尚能励精图治，但逐渐志得意满，爱听谗言，不纳忠谏，宠信朱异等佞臣，却训斥痛陈时弊的散骑常侍贺琛。 梁武帝又纵容各级官吏贪污腐败及宗室权贵违法作恶，以致“政刑弛紊”、地方官“皆尚贪残，罕有廉白者”。 除此之外，梁武帝沉溺佛教日甚一日，自547年以来三次舍身同泰寺，不仅浪费了4亿钱财，还使社会上掀起佞佛之风，大量人口出家为僧，各地大兴寺刹，进一步导致国家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削弱。总之，梁武帝在位后期，梁朝政治腐败，风气萎靡，社会贫富悬殊，国力外强中干。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梁朝国内的矛盾如此尖锐，也为侯景之乱（之后会讲）准备了充分的条件。后来侯景告台城士民书中提到：“梁自近岁以来，权幸用事，割剥齐民，以供嗜欲。如曰不然，公等试观：今日国家池苑，王公第宅，僧尼寺塔；及在位庶僚，姬姜百室，仆从数千，不耕不织，锦衣玉食；不夺百姓，从何得之！”（译：梁从近年来，奸臣当权，搜刮平民，以满足自己的欲望。如果不这样，你们试试看：今天国家池苑，王公住宅，僧尼寺塔；以及在职百官，姬姜百室，我从数千，不耕种不织布，锦衣美食；不夺百姓，从哪里得到的！） 正是梁朝的矛盾丛生给侯景作乱以可乘之机的真实写照。
·侯景降梁由此可见，在三国对峙中，东魏实力最强，西魏整合最优，梁朝虽然经济文化发达，但所积累的社会矛盾（包括阶级矛盾、统治集团内部矛盾、中央与地方矛盾等）却濒临喷发期。在此背景下，野心家侯景登上历史舞台的中心。侯景出身朔州羯人，早期为尔朱荣之部下，后投靠高欢，得其重用，于532年（北魏中兴二年，梁中大通四年）四月被拜为南道大行台，镇守河南之地，542年（东魏兴和四年，梁大同八年）升为河南道大行台，“拥兵十万，专制河南”，实力雄厚。高欢虽对侯景委以重任，内心却极其猜忌；侯景虽对高欢尚算服帖，但却与其世子高澄不睦，曾扬言：“王（高欢）在，吾不敢有异；王无，吾不能与鲜卑小儿（高澄）共事！” 到547年（东魏武定五年，西魏大统十三年，梁太清元年）正月高欢病重时，对高澄语及如何制服侯景之事，并写信召还侯景。
 高欢死后数日，侯景就公开反叛东魏，他先请求以河南六州附西魏，西魏授侯景以太傅、河南道行台、上谷郡公的官爵，但并不出兵，表现出冷静谨慎的态度；稍后侯景又求助于梁朝，愿以十三州附梁。收复中原一直是南朝挥之不去的情结，正好梁武帝梦见中原平定，不久后侯景的降表就送抵建康，梁武帝大喜 ，再加上梁朝自陈庆之死后一直缺乏良将，所以颇有接纳侯景的想法。但群臣廷议时，尚书仆射谢举等大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