柄谷行人《探究Ⅱ》第一部:关于专名||第二章:专名与历史(3)
专名并不是仅仅对个体所做出的命名。这也和(主体)如何看待该个体有关。譬如说,对养了几千头牛的人而言,一头一头的牛仅仅是“牛”集合中的一员罢了。但是,对于但马牛(神户牛,日本特产)而言,家里养了一头或者几头的话,情况就不是这样的了。尽管不能知晓究竟有没有给牛取名字,假如只是用“牛”来称呼也好,(但马牛)是有专名的。我有一个很懒的熟人,就仅仅用“猫”来称呼他所饲养的猫。“猫”和“牛”究竟是不是专名呢?从词语的层次是无法区别的。如果举一个反例:曾是专名的“濑户物”,现在是一般瓷器的名称了。(如果是英语,那么瓷器是china,漆器则是japan)。归根到底,某一词语究竟是不是专名,和我们对这个个体的态度有关。
总而言之,专名的问题在于,它无法从语言与文字的层面去看待。语言学者是否对专名不感兴趣,还是持有偏见态度呢?若是偏见的话,是因为对专名是“将言语附着在事物上的名称”这一定义作为偏见源头,还是因为语言与指示对象(reference)有关的观点所导致的呢?本文会对这一问题作深入探讨。一般意义上,语言中能否运用指示对象,是从语用学(pragmatics)而非语义学(semantics)的角度出发考虑的。然而,在这种观点中,专名的意义因“指示”这一词简单地消解了。如此一来,专名的问题在语言学的方法论中便无从谈起。
我们不妨从现象学的角度来考虑这一问题。泷浦静雄认为,胡塞尔对专名提出了独到的观点。在胡塞尔的观点中,“专名和对象的关系绝非是指示标明”,而是有意义的符号。他指出,认为专名只是单纯地记述(描述),乃是对专名的目标和功能的错误理解。对胡塞尔而言,重要的是,被暗中当做专名使用之前提的一种[知]。个体在自身的个体性中直接体现出来,反过来说,正因为事物个体无法从关于自身的总体之记述中还原出来,才以专名来称呼。胡塞尔对此得出结论:专名之中存在着一种“普遍性”。
泷浦静雄,注目于胡塞尔关于专名的思考,并对其进行了批判性的探讨。
但是,对于上述那般个体指示自身的情况,由于正是用专名对其进行了命名,所以当中关于专名是“个体的意义(individual Bededuting)实现”这一说法大概也得以成立。胡塞尔也认为,“像科隆这样的专名,其中的特殊意义(Eigenbedeuting)便是科隆这座城市不变的本身‘直接’的态度(日语汉字“思念”,meinen)”。但是,像这样的个体作为个体的假说,其中有种现象值得我们关注:并非名称本身会存在这种情况,而是假设使用名称的我们存在的话,才会借用名称。正因如此,对于完全未知的事物,我们便无法用专名来指代其名了。所谓对专名这一个体的态度,不过意味着我们(根据自身内在的对个体的统一把握)以专名为媒介去指示个体罢了。(《专名的意义——看待胡塞尔语言论的一种视角》,现象学年报1,1984年)
也就是说,不是专名将个体指示出来,而是我们以专名为媒介将个体指示出来。但是必须注意的是,某个名词可以作为专名,不是说我们用这个专名去仅仅指示个体的个体性,而且是用这个专名去指示个体的单独性。这个不同,对胡塞尔的课题来说是非常好的发现。也就是说,他并没有区别个体性(特殊性)与单独性。换个说法,在只是指示个体性之时与指示单独性之时,并没有出现态度(“思念”)的差异。这个事情,将在胡塞尔的他者论的困难之中揭示出来。
总而言之,专名的问题在于,它无法从语言与文字的层面去看待。语言学者是否对专名不感兴趣,还是持有偏见态度呢?若是偏见的话,是因为对专名是“将言语附着在事物上的名称”这一定义作为偏见源头,还是因为语言与指示对象(reference)有关的观点所导致的呢?本文会对这一问题作深入探讨。一般意义上,语言中能否运用指示对象,是从语用学(pragmatics)而非语义学(semantics)的角度出发考虑的。然而,在这种观点中,专名的意义因“指示”这一词简单地消解了。如此一来,专名的问题在语言学的方法论中便无从谈起。
我们不妨从现象学的角度来考虑这一问题。泷浦静雄认为,胡塞尔对专名提出了独到的观点。在胡塞尔的观点中,“专名和对象的关系绝非是指示标明”,而是有意义的符号。他指出,认为专名只是单纯地记述(描述),乃是对专名的目标和功能的错误理解。对胡塞尔而言,重要的是,被暗中当做专名使用之前提的一种[知]。个体在自身的个体性中直接体现出来,反过来说,正因为事物个体无法从关于自身的总体之记述中还原出来,才以专名来称呼。胡塞尔对此得出结论:专名之中存在着一种“普遍性”。
泷浦静雄,注目于胡塞尔关于专名的思考,并对其进行了批判性的探讨。
但是,对于上述那般个体指示自身的情况,由于正是用专名对其进行了命名,所以当中关于专名是“个体的意义(individual Bededuting)实现”这一说法大概也得以成立。胡塞尔也认为,“像科隆这样的专名,其中的特殊意义(Eigenbedeuting)便是科隆这座城市不变的本身‘直接’的态度(日语汉字“思念”,meinen)”。但是,像这样的个体作为个体的假说,其中有种现象值得我们关注:并非名称本身会存在这种情况,而是假设使用名称的我们存在的话,才会借用名称。正因如此,对于完全未知的事物,我们便无法用专名来指代其名了。所谓对专名这一个体的态度,不过意味着我们(根据自身内在的对个体的统一把握)以专名为媒介去指示个体罢了。(《专名的意义——看待胡塞尔语言论的一种视角》,现象学年报1,1984年)
也就是说,不是专名将个体指示出来,而是我们以专名为媒介将个体指示出来。但是必须注意的是,某个名词可以作为专名,不是说我们用这个专名去仅仅指示个体的个体性,而且是用这个专名去指示个体的单独性。这个不同,对胡塞尔的课题来说是非常好的发现。也就是说,他并没有区别个体性(特殊性)与单独性。换个说法,在只是指示个体性之时与指示单独性之时,并没有出现态度(“思念”)的差异。这个事情,将在胡塞尔的他者论的困难之中揭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