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一件小事鲁迅读后感集合(14)

“我”关于事故发生情况的叙述可靠吗？从上面的分析看，未必可靠。联系上下文看，也是如此。第一，车夫是自动地扶着老女人去了巡警分驻所；第二，巡警分驻所如何裁决虽然不知道（人物“我”不知道，故事是人物“我”回忆叙述的，所以我们也不知道，但作为作者操纵下的叙述者“我”，却是知道的），但“你自己雇车罢，他不能拉你了”却暗示车夫应负的责任不小。这样，“我”对事故的看法和立场与真实构成矛盾的关系，由这个基本的反讽形成的张力，促动了人物“我”，从而产生了震惊。也正是“我”这段关于事故起因的叙述和评价，历来是被评论者当作代表作者观点的叙述，当作事情的客观真相来引述的。比如唐弢的论文《“小事”不“小”》就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事故的发生，是老女人从马路边上突然向车前横截过来，车夫已经让了道，由于他的破棉背心没有上扣，微风吹使向外展开，终于兜着车把，这才慢慢倒地。主要过失不在车夫。
显然，小说中回忆性叙事的人物我被当作作者来看待了，这种将叙事人与作者混淆的观点，在茅盾的评论中已经有了明确表述，唐弢尽管审慎地指出“‘我’自然不再是鲁迅自己”，但在上文摘引的片断中，叙事人的观点其实正是被当作作者的观点看待的。
分析证明，“我”对这一事故原因的叙述并不是唯一可靠的客观叙述，而是底本中的一种带有人物“我”的观察特征、情感色彩、好恶倾向的特定叙述，未必可靠。这些渗透于叙述中的主观性，是否如一般论者所说，是一切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劣根性或者说是自私呢？应该说找不出这样的具有阶级属性的特征。
事情很简单，这种主观性是坐车者通常都会有的，从车子上看，从坐车者的角度看，在分析事故责任时，人物“我”几乎是无意识地将事故中的另一方推为责任承担者，非常自然地扮演了一个欺负老女人的“公正的仲裁者”。正是坐车者的立场决定了人物“我”的观点，导致了下文的“料定”、“真可增恶”的判决。事故的责任到底应该由谁负？小说中并未明写，但车夫对于事故的责任似乎是愿意负责的，这在其行动上可以作一个大致的判断，巡警分驻所的裁判似乎也对车夫不利（“你自己雇车罢，他不能拉你了。”）。这样一来，在人物“我”的叙述中就构成了一种矛盾关系，可以称为矛盾A，矛盾A的结果是人物“我”的精神上的震惊。第二层矛盾关系（矛盾B）是人物“我”掏出一把铜元给车夫后的自我反思：人物“我”又不由自主地扮演了一个奖励、表扬者的角色，事实上在此之前人物“我”反对车夫这样做，一旦车夫这样做了而显出人物“我”之“小”之后，人物“我”却一百八十度地转向嘉许者的立场，将自己从卑劣中超拔出来，当人物“我”发现自己的这一转向时，引发了内心的`又一次震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