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撒时代的读后感汇聚(2)

《裘力斯·凯撒》作于1601年，莎士比亚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完成《第十二夜》这部无忧无虑的戏剧之后，几乎是紧接着，莎士比亚写出了《裘力斯·凯撒》和《哈姆雷特》。哈姆雷特的一句话表达出了这两部剧共同的主题：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唉，倒霉的我却要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
先前为我们每一个人所无意识地拥有的对人类生活的合理性和可理解性的信仰破灭了，必须寻找新的信仰，否则生活便会成为酷刑。《裘力斯·凯撒》便是一个找寻者的第一次试验，他已不能忍受，需要这个问题的答案立即出现。而普鲁塔克似乎是一个解：一个道德家，深信道德是全权的、万能的，凡人只需信守责任，便能在任何生活变故中得到安慰。即，一个人只要自己不做不公正者，就能忍受无论怎样的"不公正。
普鲁塔克的道德是纯洁的，却并非自律的。他的道德是宗教的道德，不公正者必遭神谴。而17世纪的莎士比亚尽管把道德与宗教完全分开，但却并未放弃宗教思想，即，这个无形的上帝，可以享有贡品，甚至是人类这样的贡品。
作为一个道德家的高尚的勃鲁托斯，即杀害凯撒的凶手，最适合用来证明这一思想。勃鲁托斯也是有哲学的，他教人正视任何灾难，并且敢于承受一切偶然的不幸。这种哲学，以神权为依据，无数次要求勃鲁托斯做出牺牲。在凯撒和庞贝厮杀时，他选择站在杀死自己父亲的庞贝一边，因为他认为庞贝的事业是正义的。当凯撒开始对那古老的自由构成威胁时，他选择便选择把凯撒——自己的恩人和朋友，献祭给道德。
被献祭给道德的，不是一个人，而是许多人，不是随便什么人，而是自己最亲近，最钟爱的人……如果问：道德要这些祭品究竟有什么用呢？而道德的立足点却似乎是高于这样的问题的，即：不需要理由，这是我的意志。
勃鲁托斯往往被批判为“不实际的理想家”，但是这所有的谴责所应当针对的，不是勃鲁托斯，而是道德本身。勃鲁托斯刺杀凯撒，并不是出于任何利己的动机，也不掺杂任何目的——不含任何幸福论的因素，而仅仅是为了履行道德指责的要求。他甚至没有一句质疑，一句抱怨——任何抱怨都意味着对道德的不信任甚至是谴责。勃鲁托斯有责任认为自己有着幸福的命运，因为刺杀凯撒意味着成为道德的选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