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的范式与流派读后感收集(8)

（4）威廉斯的文化理论过分关心艺术，以文学研究的方式研究文化，但电视观众看电视的方式并不同于学者解读文学作品的方式。
其次是霍尔的研究。史蒂文森对霍尔的解码模式也提出了4点商榷意见。
（1）霍尔太强调受众和文本的关系，而没有认真评价经济和国家对文化生产的影响。
（2）霍尔沉湎于符号学的研究，不可能展开媒介民主化方式的分析。
（3）霍尔太注重话语在建立霸权方面的有效性，表现出一种“能指的狂妄自大”而忽视了其他因素。
（4）霍尔把主导性话语形式和“意识形态”概念混为一谈。当然，史蒂文森还是肯定了霍尔理论的建设性，话语和意义之间终于出现了张力。
最后是格拉斯哥大学媒介小组在1970年代和80年代初对电视新闻中的偏见问题所进行的了研究。史蒂文森认为，格拉斯哥大学媒介小组对客观性、公正性的要求，是和受众多义性的阐释实践不相干的。
与文化媒介马歇尔"麦克卢汉
加拿大的麦克卢汉认为，关注媒介的意识形态建构和符号意义建构，是不得要领。技术媒介对时间、空间和人类感知方式的影响，才是要素性的。麦克卢汉的这一思想起源于他的同胞英尼斯。英尼斯认为，偏倚时间的媒介有利于维护历史传统、中央集权、宗教和道德，偏倚空间的媒介有利于世俗制度、非集权化政治、现在和未来。麦克卢汉则认为，印刷文化的兴起培植了理性的、个人主义的文化，而电子文化使得时间和空间都不复存在，形成了一种与口语文化相似的、共同的全球文化。
书中史蒂文森首先回顾了对麦克卢汉的常见批判——媒介分析是非社会化的，麦克卢汉没有涉及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他的技术决定论是在为主导性的社会关系寻找意识形态的借口；然后指出，这些批判总的说来是正确的，但决不能因此否认麦克卢汉的意义。史蒂文森认为，虽然媒介技术不能决定文化意义，但它确实重塑了生活世界。他还认为在书写现代性历史的时候，既要避免马克思主义或功能主义的还原论，又要避免麦克卢汉的技术决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