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之精神蒋梦麟读后感收集(12)

民国那些人体现着民国风度，他们虽然千人千面，个性迂狷狂痴，但内里不失风骨、风雅与风趣，底子上都有一个“士”字守着。“士”乃知识分子的本色，它要求知识分子必须对家国、社会、历史有所担当，对自我的生命有所担当，对学术本身有所担当。因拒收张作霖30万元封口费而遇害的邵飘萍有一座右铭：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铁肩担道义”可以概括为民国那些人的担当之“志”，是他们对自我在社会、历史中的角色、立场的选择与认定。他们是那个时代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代表的，不是某个利益集团的利益，更不是一己之私利，而是社会公共利益，是时代的正义和良知的代表。
钱理群先生在该书的序言里谈到，知识分子对家国、社会、历史的担当，在两个时刻显得尤为重要。一是民族危难时刻，可举一例：曾任辅仁大学校长、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和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的陈垣先生在北平沦陷时对启功说：“一个民族的消亡，从民族文化开始。我们要做的是，在这个关键时刻，保住我们的民族文化，继承下去。”二是在社会道德失范的时候。危难时刻显本色，越是社会道德失范，知识分子越要承担起精神坚守的历史责任，大学也越应该发挥“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的精神圣地的作用。这其实是知识分子的自觉意识和天然责任。但随着时代的发展，知识分子的使命是否发生了变异？周有光先生在其“百岁口述”中说，一代有一代的使命，他们那代知识分子的使命是“还我河山”，那是民族危难之际的呐喊与担当。那么今天，知识分子的使命是什么呢？不好回答。
什么是对自我生命的承担？时下热衷于报项目课题的教授们可能也不好回答这个问题。《民国风度》中，费孝通对自己的老师潘光旦有段评价：我们这一代很看重别人怎么看待自己，潘先生比我们深一层，就是把心思用在自己怎么看待自己。“看重别人怎么看待自己”，在意的是身外的评价、地位，说白了，就是虚名；而“自己怎么看待自己”，在意的是自己对不对得住自己，是自我生命能不能不断创造与更新，从而获得真价值、真意义。费先生说他们那一代已经不能与潘先生那一代相比，那么我们这一代、我们教育出来的下一代呢？真让人惶恐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