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明六出祁山读后感汇编(22)

在这个问题上出差错，诸葛亮并非第一次。赤壁大战之后，他明知关羽与曹操有知遇之恩，曹操若经华容道，关羽“必然放他过去”，但也经关羽一番慷慨陈词立了军令状之后，也就“留这人情”，让他带兵拦守了，结果，关羽果然让曹操逃之天天。
假如，当初诸葛亮不留“人情”，而是派其他可靠的将领去挡守华容，那么，可能曹操会被擒捉；又假如从那次吸取教训，这一次秉公办事，不管马谡怎样拍胸脯、下保证，不合适就不用，那么就有可能避免失街亭的悲剧。而事实恰恰相反，诸葛亮并未从第一次失策中吸取教训，而是在重蹈覆辙之后，才“深恨已之不明”，流泪斩了马谡。可是，这时只能是明军法而已了，对“兴复汉室，还于旧都”（《出师表》）的大业，又有什么作用呢7
可见，与其执法如山在后，还不如任人唯贤在前！
敬爱的周总理在这一方面可作我们的楷模。他在处理葛洲坝水电站设计方案时，就是这样的。1971年，周总理经过调查，及时发现工程建设中的问题，当机立断决定：主体工程暂停，修改设计方案。他严肃地说：“长江出了乱子，不是一个人的事……是整个国家、整个党的事。”（1984年2月28日《报刊文摘》）当周总理得知工程的各级指挥长官是各级“军区司令”后，就毫不留情地把他们撤换了，接着调集精通业务的专家，成立技术委员会。方案几经专家的推敲修改，终于战胜了1981年百年不遇的洪灾（1981年6月《文汇·中国的新长城》）。假如周总理徇私情，照顾这些大司令员的面子，仍然让他们指挥，等到葛洲坝决了堤，再去“执法”，又有什么用呢？
由此我想起了我国现阶段的体制改革。领导同志也应从中得到启示：用人办事决不能徇私情、碍面子。不能因六亲九眷再三请求，知心朋友慷慨陈词，就顾面子而不顾事业违心用人。我们只能拿“德才兼备”的.尺子去量人、选人、用人。特别是那些与街亭一样“干系甚重”的部门，更应如此。否则，待到演出“空城计”，再“斩马谡”，就悔之晚矣！